《钢琴家》取自一个真实的人的真实故事，故事背景是二战，主人公斯兹皮尔曼是波兰一位非常著名的犹太钢琴家。整个电影有一条非常明显的故事发展脉络，即德国闪击波兰——波兰反击战——苏军反攻德军，解放华沙。当斯兹皮尔曼的家庭听到英法声明要进攻德国的时候，全家人为英法干杯，这有点讽刺的意味，因为英法只是喊喊口号罢了，根本阻止不了波兰的亡国。斯兹皮尔曼是个痴迷于他的钢琴里的人。在战争突如其来的时候，他显示出对战争的无比恐惧，虽然免于运送到集中营的命运，但是也是东躲西藏，食不果腹。在他躲藏的过程中，他因为处于相对安全的境地，于是见证了许多血的事实：犹太人被任意处死，无数犹太人被押往集中营接受死亡的命运，波兰地下抵抗组织被活生生地围剿枪杀，德国人败退的时候，他躲在废墟中，而他的音乐才华感动了一名德国军官，在军官的冒死保护下，钢琴家终于捱到了战争结束，迎来了自由的曙光。
《钢琴家》首先是一部史实片，从这一部电影中观众可以了解二战过程在波兰的一个侧面反映。电影前面大半部分毫不客气地揭露了纳粹德国对波兰人民的屠杀罪恶。后半部分转而突出德国军官对钢琴家的救助行为的人性救赎的一面。我特别注意到的是片尾的字幕：“那位令人尊敬的德国军官名叫威廉·霍森菲尔德，1952年死于苏联设在西伯利亚的战俘营。”德国战败后是被苏联统治的，可以肯定的是德国人在战败之后受到他们对待其他国家人民那样或者更甚的虐待和屠杀，正如电影里面钢琴家的哥哥读的莎士比亚作品里的一句话“你们这样残杀我们，我们不会报复吗？”。这样看来人性必定是有善有恶，而并不区别于国界。犹太人里有很多人为生计也当了纳粹的帮凶，中国人也有汉奸。而德国人日本人里也有对战争厌恶、对音乐艺术有崇高景仰、有人道精神的善人。因此我们起码应该善恶分明。
很有趣的是钢琴家在华沙进攻波兰时和在波兰复国时弹奏的都是肖邦的小夜曲。也许音乐和艺术是可以跨越国界的，不会因为战争而有颜色。这又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梅兰芳》，梅兰芳蓄须明志不为日本帝国主义唱戏，是爱国主义的表现。梅兰芳的绝世唱腔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应该发扬光大。而《霸王别姬》里程蝶衣因为给日本人唱戏而在文革里被打倒。命运与梅兰芳截然相反。如果钢琴家在中国的话，也许很早就死了，也不会活到88岁高龄。
如何对待战争和战争遗留问题？是否就应该以怨报怨或者忘却呢？都不应该的，至少应该求同存异。如何对待音乐艺术？是否就应该以国家意志凌驾其上，加以捧或杀呢？也不应该的，至少应该有容乃大。历史不容忘却，未来的路还是要继续前行的。
钢琴家影评（二）
奥斯卡获奖影片《钢琴家》是一部以二战为背景的电影。波兰导演罗曼。波兰斯基以半回忆录式的叙事结构，讲述了一位波兰钢琴家（犹太人）在德国纳粹时期不断逃亡最终得以幸存的故事。观看此片，不能不联想到《辛德勒的名单》。相同的时代背景，相似的犹太人被杀戮被救助的镜头，只是故事的视角从施救者辛德勒换成了逃亡者钢琴家。
二战题材的影片一向吸引眼球。我观看此片时的感受，只是感觉生命的脆弱，在战争背景下的人性的扭曲。影片没有给纳粹多少特写的镜头，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士兵，让你的感觉他只是在杀一个牲口而不是人。和平年代，人不可能如此没有人性，是战争的残酷让杀人者与旁观者都变得麻木。观看影片，你不会恨那个举枪杀人的人，因为他们显得如此冷血，因而面目模糊，如果愿意思考，你会恨那个发动战争的人，是他把悲剧带给了波兰，最终也带给了德国。尤其当影片最后，钢琴家被德国军官所救，你怎么会把那个德国军官当敌人？他也有人性的一面，当他听到钢琴家那动人的琴声，他人性美好的一面得以展现，所以明知钢琴家是犹太人仍然给他送食物，让他躲藏在司令部的阁楼内，他是不愿意那么美妙的音乐消失在自己手中吧。此刻的德国军官脸上，你能看出他曾经杀过人吗？他一定是杀过无数犹太人的，对了，片中有个镜头是他犹豫中签了几份文件，我猜是批准枪决的文件吧？但是，当他面对一个真实的灵魂，一个音乐家的灵魂，他放下了手中的屠刀。他是谁？一个偶尔才有灵魂的杀人机器。这就是战争。
日本人也曾这样杀戮过中国人，我不知道是否也有类似日本人救自己手中的中国人的故事。今天的日本人与中国人，一旦开战，每一个被推向了战场的人，灵魂一样也会消失到某个角落，成为一部只会开枪的机器。是否，偶尔，人性的美好也会跳出来呢？人类历史上的每一场战争，都有其渊源，却无不为各自的利益而战。利益的获得过程也许客观上就已经对他人形成了威胁，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有足够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也不能够舍弃一部分自身利益以消除部分利益差别，双方的战争也许就不可避免。
钢琴家影评（三）
在以黑白之间的不同层次与明暗对比表现悲喜色调的晃动的影幕下，动荡与不安充斥着，人们疯狂地四处躲闪，而那个无形的恶魔般的大手早已覆盖掌控了一切，逃避已是最无助的稻草，绝望蔓延至城市最荒芜的角落。只有当你听到街边一家原本幽小而静谧的电台传出生命的委婉与涟漪交织在一起的《小调夜曲》的时候，你才或许会有那么一瞬惊觉命运原本包容着的美好和宽厚，或许前一分钟你正倚靠在阁楼里厚重的沙发上，循着嘴边氤氲的烟雾捕捉电台里传来的极度柔软而又幽怨的旋律……这就是1939年二战前夕的波兰首都华沙，那个以美人鱼作为城徽的美丽城市。然而，我却通过导演罗曼·波兰斯基，透过犹太钢琴家斯皮尔曼的双眼，看到了那个城市曾经经历过的太多伤痛。
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在纳粹德国时期达到顶峰，曾发生了灭绝约600万犹太人的大屠杀，几乎彻底摧毁犹太人在欧洲2000年的文化历史沉淀。(www.lz13.cn)那时，犹太人出门必须佩戴象征犹太人标志的大卫王之星袖章，蓝白之间的抢眼色差将普通犹太人与德国人之间的种族差异赤裸的彰显出来，而它更多的却是表现了人性的脆弱性与劣根性，同根之煎尤甚，一幕幕德国士兵枪杀草菅犹太人的粗暴画面，令人瞠目及至不忍。作为二战大背景下的一个历史缩影，犹太人身份的斯皮尔曼经历了家破人亡以及各种凌辱迫害后，终于死里逃生，重获自由。在这之中，一名德国上校暗中的解囊相助，对于斯皮尔曼的重生有着极大的助力作用。而让这位上校产生恻隐之心的仅仅是因为斯皮尔曼弹奏的一首钢琴曲——《Ｇ小调第一叙事曲》，那是“钢琴诗人”肖邦创作的一首将命运的悲壮和对自由的渴望强烈交融在一起的叙事曲。其原诗的内容是讲述立陶宛英雄伍连罗德，在一次宴会上意气风发的饮酒后，向客人说了一个故事：摩尔人在战役中败给西班牙人。为报复他们，便假意和西班牙人说话从而将黑死病与麻疯病传染给西班牙人。但要这么做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自己要染上这些病。当宾客听到此时，个个大惊失色。而伍连罗德却说：“若立陶宛人有一天也遭到与摩尔人相同的命运，我也会与他们一样，不顾我个人的生死，给敌人一个死的拥抱。”当时在德国上校注视下演奏的斯皮尔曼，也一定是决定用此种方式“给敌人一个死的拥抱”。而这位原本明显的敌人，竟在之后被证明是一位隐形的友人。
影片根据波兰钢琴家瓦拉迪斯罗·斯皮尔曼的自传体小说改编。二战结束后，他将自己惨遭纳粹迫害直至重获自由的经历写成小说《死亡的城市》，于1946年出版。但由于书中描写了波兰犹太人对当时苏联的不信任，遭到苏联查禁。直到90年代，该书才得以重见天日，改名为《钢琴家》在美国重新发行。
直到他重新以钢琴家的身份在万众瞩目的耀眼音乐厅中轻抚那８８个黑白琴键的时候，我知道，他经历的所有正是为了此刻内心的明澈与坦然，那数年的坚持与等待一定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