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学之暇，我有机会重读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甚有感触。发现其中的很多提法在今天仍有合理性，尤其是把《战争论》中的一些观点，结合到高中历史教材的教学内容中，就更感觉到阅读此书对于拓展我们的视野，提高我们的认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战争的问题是教学内容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相关军事理论来分析中外历史中的战争问题，是我们教学的基本立足点。但是，历史上的一些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对于战争规律所作的一些合乎客观实际的理论探索，亦可作为我们对战争问题学习和教学的有益借鉴。克劳塞维茨堪称近代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他主要生活在工业革命时代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期，早年曾以普通士兵的身份亲身参加过一系列战斗，1803年以后进入军事指挥阶层，1818年任柏林军校校长并晋升少将军衔。他对于那个时代的战争指挥和战斗情形有最直观的感受和经验。由于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增强，其实施战争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手段飞速发展，对于战争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克劳塞维茨以全新的视角和思维方法，对16——19世纪初以及当时正在进行的战争进行了全面的检讨和诠释，耗时十年时间，写成了七十余万字的经典军事理论著作《战争论》。《战争论》一书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战争的本质和规律，19世纪下半期以及20世纪的很多重大战争和军事冲突也进一步印证了其理论的正确性，因而该书在近现代军事理论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影响在当今西方军事理论中无处不在，克劳塞维茨因此成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奠基人。即便在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中，亦可觅其踪迹，是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军事理论的重要来源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专门研究过《战争论》，他非常赞赏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的论断，他还专门组织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并对《战争论》中的一些论断作了批判和改造，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战争。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最著名的一个观点即是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以暴力形式的继续。他说：“由此可见，战争不仅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在以往的大多数军事理论家眼中，战争被认为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事物，这就割裂了战争与政治的内在联系，不利于人们去发现战争的真正起因及其规律，也无从正确地判断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克劳塞维茨正确揭示了战争的本质，是人类对自身矛盾冲突认识的一次重大进步。
克劳塞维茨说：“具有积极目的的企图引起歼灭性行动，具有消极目的的企图则等待歼灭行动”。以此来观看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的进程则生动地印证了这一点。中法战争中的马尾海战，清军福建水师之所以损失惨重，即是由于李鸿章具有消极性目的的避战妥协政策所招致的歼灭性后果。而冯子才在镇南关防御战中具有积极目的的主动出击，则予法军以歼灭性打击。再看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从战争开始就始终奉行避战求和的消极政策，清军在平壤和威海卫等战役中一再贻误战机，最终导致了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和整个战争的完全失败。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等西方大国采取的消极性的防御政策，最终导致了法国的全面溃败。
克劳塞维茨强烈批判了保守的消极防御，热情倡导积极防御。他说：“防御的特征是什么？是等待进攻”， “因此，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 “即使战争的意图只是保持现状，单纯的抵御也是同战争的概念相矛盾的，因为作战无疑不是忍受。应该把转入反攻看着是防御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防御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这是闪闪发光的复仇利剑）是防御的最光彩部分。”这种积极防御的思想，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所倡导的积极防御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毛泽东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防御中抓住一切有利时机，不断地予敌以有力的反击，逐渐消耗敌军有生力量，从赢得了整个战争局面的根本改变。
克劳塞维茨高度重视民众在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生活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亲身经历过普奥干涉法国大革命的战争，也目睹了欧洲反拿破仑战争的壮观场面，甚至还参加了俄罗斯抗击拿破仑入侵的1812年卫国战争。在这些经历中，法国人民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欧洲各民族潮水般的反抗运动、俄罗斯民众坚忍不拔爱国精神，都使当时貌似强大的入侵者陷于不可自拔的困境，这些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情形，在他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因而，他对民众在战争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的认识，超越了以往所有的军事家。他在该书的“民众武装”一章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其他一些章节也多次论及这一问题。他说：“防御应该是：尽可能地准备好一切手段，……最后还有不怕敌人而使敌人害怕的坚强民众”。 “由于民众参加了战争，于是，不是政府和军队，而是全体民众以其固有的力量来决定问题了”。克劳塞维茨强调在抵御入侵时，军队要配合民众联合作战，他说：“派去支援的部队越多，对民众的吸引力就越强，民众斗争的声势就会象雪崩那样越来越大”。他还指出：“不容否认，贫穷的、习惯于吃苦耐劳的民众往往也表现得更勇敢，更坚强”。以此来对照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平原及太行山地区，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人民的抗敌斗争，则是十分贴切的。太行山区的抗日军民长期生活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之下，严酷的太行山自然环境，造就了那里人民无比坚毅的性格，他们的抗日斗争成为了全国敌后抗战的楷模，成为侵华日军的梦魇。“他还进一步指出“山地是民众武装最合适的战场”，这一观点同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中所倡导的武装全体民众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思想是基本吻合的。必须指出，他对于民众对战争所发挥的巨大影响，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富于封建性的普鲁士贵族横行的社会背景下是极为难得的。
克劳塞维茨非常重视在战争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他认为要赢得战争的胜利，首先必须是消灭敌人的军队，其次才是占领军事目标和地点。在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毛泽东同志对此观点作出了最精彩的诠释。在此过程中，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军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主动放弃一些地方和城市，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迅速歼灭敌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表面上看，蒋介石在战争初期攻城略地，取得了令人吃惊的“胜利”，他也陶醉在这种“胜利”的幻象之中，竟不顾民主党派的反对，于1946年非法召开了国民大会，使其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境地。而在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过程中壮大起来的人民军队则最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克劳塞维茨反对逃跑式的退却。他说：“一开始必须尽可能缓慢地退却，一般地说，以不受敌人摆布为原则。要坚持这个原则，就必须同紧追的敌人血战，为此作出牺牲是值得的。不遵守这一原则，就会加速自己的退却，不久就会成为溃败”。以此观点来观察中央红军长征，则甚为恰当。(www.lz13.cn)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李德、博古在战术上采取了逃跑式的大撤退，完全失去了主动性。突破湘江之后，人马损失过半，情况已极为危急，完全是因为红军战士严明的纪律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才避免了溃败局面的出现。但是李德、博古仍旧奉行机会主义方针，听命于蒋介石的摆布，企图穿过敌军重兵设防的湘中地区，到湘西地区和二、六军团会师。在毛泽东的强烈建议下，红军才改向贵州方向进军，避免了羊投虎口的举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掌握了军事指挥权，通过四渡赤水之战，打乱了敌人的围剿计划，终于化被动为主动，不再受敌人的摆布，使红军转危为安。毫无疑问，四渡赤水之战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的转折性战役，它使红军在军事上由被动转入主动。所不同的是，红军这一胜利不是靠血战硬拼获得的，而是毛泽东同志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慨所获得的。与此相反，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军统帅叶志超在平壤战役失利之后，不能有序地组织清军撤退，更不敢与日军血战，而是畏敌如虎，狂奔五百里，完全是一派溃退的局面。
克劳塞维茨反对教条主义和照搬军事教科书，他认为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切情况的不确实性。他说：“战争中的一切情况都很不确实，这是一种特殊的困难，因为一切行动都仿佛是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进行的，……这些由于光线微弱而不能看清的一切，必须靠才能去推测……”。在战争中，面对千变万化的情况，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实际情况来作出判断，这才有可能使军事指挥和决策最大限度地避免失误。毛泽东同志在四渡赤水战役胜利之后，受教条主义影响较深的凯丰（何克全）讥笑毛泽东无非是在按照《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没什么创见。而毛泽东却说他没有任何一次战斗的指挥是靠《三国演义》的提示，至于《孙子兵法》，他根本就还没有读过。倒是是受了凯丰的提示，毛泽东后来抽空去翻了翻《孙子兵法》。事实上，在中国近代革命战争中所出现的各种情况，是在半殖民半封建特殊国情背景下发生的，是在任何现成的军事教科书都不能找到先例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正是排除了教条主义和军事成规的影响，在军事实践中根据千变万化的战场情况创造性地采取了各种战略战术，从而创造性地谱写了中国革命战争，这一史诗般的篇章。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一大批军队将领们，无不是在瞬息万变的战场变化中，灵活而科学地把握战争的基本规律和原则，使他们的那些背诵过正规军事教科书的对手们，一个个焦头烂额、一败涂地。
《战争论》中所蕴含的智慧是无穷的，它所揭示的规律和原则也是永恒的。它所倡导的很多思想和原则是可以结合到中学历史教学中来的，也完全可以被中学历史教材中的战争史实所印证。历史教师在教学的同时读好这本书，将有利于理论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贯彻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从而带动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因而，我建议大家都来翻翻这本《战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