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涛
日本“争常”、修改历史教科书、挑起与邻国的领土争端，这些事在同一时间段内发生，令人感到困惑，而且不禁要问：日本这一系列行动的背后到底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只有弄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对日本的反击才能最为有效。
反常的“争常”之战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抛出联合国改革计划，并提出要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数量，此举让日本兴奋不已，于是就有了所谓“日本争常”问题。在日本国内，“争常”被认为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中一场重要的战役。小泉内阁高度亢奋，媒体每天在显著位置刊登日本驻外使节某某某某郎又说服了某国对日争常的支持，看到此类报道的日本国民自然也是乐得手舞足蹈，上了岁数的国民难免还会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喊两声“天皇万岁”。
如果是一个“正常国家”，处于“争常”的关键时刻，在外交上应该是尽量地与人为善，以便多拉选票。更何况日本由于历史和领土问题与周边以及东亚、东南亚各国本来就存在芥蒂，照理说，日本为了顺利拿到新常任理事国的位子，应该采取收买人心的做法（哪怕是装出来的）才符合逻辑。然而，日本却非但没有按常理出牌，反而在“争常”的关键时刻不断借教科书问题、独岛问题主动向邻国发难、找茬。日本使出这种“怪招”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
“怪招”的背后
日本这种有悖常理的古怪做法令人不解，但更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因为只有弄清楚日本人的真实意图，才能对症下药。
“制造事端”是日本政客过去100年间最常用的政治伎俩，远的不说，9·18事变、7·7事变的前奏，都是以日本政客、军阀制造的“事端”开始的。同样，日本最近针对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的挑衅也是这一传统政治思维的延续。但其制造事端的动机和目的却更为复杂。
首先，按照安南提出的联合国改革方案和计划，在日本“争常”的道路上将无法回避中国这道门槛，即中国至少不投反对票。以日中关系的现状而言，除非日本做出重大的让步，尤其是在对待侵略历史的问题上彻底反思，否则，中国不会让日本顺利过关。而以小泉纯一郎所代表的日本自民党岸信介派的政治立场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无法在这个方向上有所作为，就只能在反方向上走得更远。
另一方面，外交永远是内政的延续。日本经济的持续低糜是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各届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在10余年时间里，日本首相也因缺乏政绩而如走马灯似的换个不停。小泉政府成立以来，经济形势没有发生根本性好转，相关数据显示，日本2004年第4季度(10月-12月)国内生产总值(GDP)较前一季度下降0.1%，为连续第三个季度下降，从而也标志着日本经济10年来第4次陷入衰退。对于小泉内阁来说，由于联合国改革所带来的日本有可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机遇，无疑是天赐良机。如果能够顺利“入常”，小泉内阁自然功不可没。但是，“争常”之路多凶险也是明摆着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脆弱的经济形势下，如果“争常”失败，小泉内阁将极有可能面临空前的指责与压力，甚至因此倒台。
在这种形势下，通过“制造事端”将中日关系推向更低的冰点，逼迫中国出手反击，将为小泉内阁留出一条后路：日本“争常”失败完全是因为中国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采取的报复行动所致，现内阁虽也因此愧对国民，但远不至于要因此集体辞职。
放下菊花拿起剑
此外，蓄意制造与中国、韩国（甚至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也是日本“迈向正常国家”的需要和必然选择。
如今的日本政坛，已基本上是右翼势力天下：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完全被鼓吹“天皇国家主义”的岸信介派控制，主张日本走和平发展之路、推动日中友好的吉田茂派则彻底失势。而在野党中，左翼政党如社民党也已解体消亡。自民党岸信介派的背后则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大财阀和大企业集团，其中包括三井、住友、三菱、松下等。在历史上，财阀势力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幕后策划和推动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但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战争策划者并未受到彻底的清算和剪除（这也是笔者认为日本有可能重新走上军国主义老路的原因，见拙作《新绥靖政策纵容日本走上纳粹老路》）。19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最大的受害者是这些新老财阀，大量坏账也出自这些财阀下属的金融机构。在过去10年中，日本经济始终无法出现强劲持久的复苏，则表明日本二战以来实行的“外贸立国”、“海外投资立国”等和平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换句话说，发展军备、参与甚至发动新的对外战争已经成为日本财阀和部分日本国民眼中唯一的一条可行之路。右翼势力近年来的得势、日本国内关于修改和平宪法、重建日本军备的“呼声”正是这一情势的反应。
修改和平宪法、重建日本军备，需要足够的理由，而与周边国家关系紧张则是最好的理由。因此，教科书问题仅仅是日本蓄意制造与周边邻国紧张关系的第一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日本极有可能围绕领土争端问题做出新的冒险行动，而且不能排除其与邻国因领土争议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而这些，都将成为日本政客以及其背后大财阀们修改和平宪法、重建和不断扩充军备的最好“借口”。
美国人曾用“菊花与剑”来概括日本的国家和民族特征，的确很有些道理。在过去100多年间，日本的任何一次大发展无不与战争有关：中日甲午之战－日俄战争－对华侵略－偷袭珍珠港，这是日本在过去百年间的第一个战争轮回。即便是在二战之后，日本的和平发展也都得益于两场身边的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挥动菊花半个多世纪的日本，已经开始磨刀霍霍了。
阻击日本，从何下手
考虑当前的国际局势以及中国在这种格局下所处的位置，对于完全阻止日本重新武装起来，中国目前并没有这个能力、有效的手段和外部条件。中国唯一能做的事情是进行“有限阻击”，目的是赢得更多的时间和自身发展的机会。
在这种战略指导下，首先不要奢望中日关系在短期内会出现根本性好转，并要做好两国关系继续恶化的准备。对于一些原则问题，例如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继续坚持坚决不让步的立场，该揭露就揭露，该批判就批判，该交涉就交涉，该抗议就抗议。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把握分寸与火候，避免将问题扩大化，避免更多的麻烦，防止反被居心不良的政客和不怀好意的国际势力利用。经济战、贸易战能不打就不打，至少不以政府身份出面来打，但如果不得不打，一定要选好战场，打就要打到对手痛处。直接的军事冲突更要慎重，但如果真的难以避免，也一定要像当年毛泽东所说，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30年的和平（虽然很难，但要争取）。
现阶段针对日本的“争常”攻势，应采取一些“太极智慧”。目标自然是要阻止日本顺利“入常”，因为日本一旦获得这一位置，对于中国日后的外交工作将极为不利，中国外交部近日表态认为联合国改革不应采取强制性的表决方式，这个思路也算个思路，其好处是可以避免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中遭遇艰难选择的尴尬：投反对票有可能恶化中国与多国的关系，投弃权或者赞成票又无法向国内的“民意”交待。但这种做法仍带有“鸵鸟政策”之嫌，需要进一步修正。
可供选择的思路是，提出针对安南改革方案具体的修改意见，核心内容是首先把“A方案”中新增常任理事国的数量从6个降低到2－3个。“A方案”6个名额是日本与其它几个主要“争常”候选国家结成联盟、相互支持的基础，如果这个名额减少一半就意味着它们无法全部“入常”，其关系必然由合作变为激烈的竞争。当然，这个提议肯定会遭到候选国家的强烈反弹，但中国可以与其中部分国家达成默契，以中国对其“入常”投票的支持换取它对中国提案的支持。同时，减少新增常任理事国数量也会得到部分其它现任常任理事国的支持――谁会由衷地愿意更多的人来分食自己的手中的权利呢？
其次，提出新增常任理事国应考虑地区分布以及该地区其它国家对其支持度的问题，这一提议会得到绝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也符合常任理事国应代表所在地区国家整体利益的“公理”。这一提案如果获得通过和支持，其结果自然不言而喻，日本这个东亚地区的“恶邻”将很难得到周边国家的支持。而且，日本“入常”这个矛盾问题的焦点国家也一下子从中国一个变成了多个，中国的压力将得以缓解。这个提案还将有可能使联合国的改革计划变成一个马拉松的过程（推选本区域代表国家“入常”不争个一年半载不会有结果），客观上也可以达到阻止日本在短时间内“入常”的目的。
如果说SARS和宏观调控是新一届政府遇到的第一个自然－社会危机和经济问题的话，日本“入常”问题将是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遇到的第一个外交难题，求解好这一难题将进一步提高政府在广大国民中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