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发达国家利用与发展中国家间存在的巨大成本差异，在尽量不降低产品质量的前提下，通过流程的外包及离岸服务来降低成本。
生意送上门
尽管发展离岸外包业务使欧美国一些IT从业者丢掉了饭碗，遭到了政府和一些组织、个人的反对，但企业是追逐利润的，向成本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外包业务仍旧呈增长趋势。
2002年Gartner的一份调查显示，只有1%的美国企业愿意将业务外包给其他国家，2003年这个数字变为19%，2004年，愿意离岸外包（Offshore Outsourcing）的公司已经增加到50%。
罗兰·贝格的报告显示，出于成本考虑，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将软件和信息服务外包给发展中国家，而外包供应商的成本优势在今后10年到20年内都将存在。这种产业迁移为大连的发展带来了"出乎预料"的机会。
4月22日，记者在大连采访期间，正赶上SAP大连公司成立，SAP亚太区副总裁保罗专程来到大连。据了解，这家公司目前的主要业务是为SAP的日本客户提供支持服务。
几乎与此同时，惠普与东软签订了关于外包方面的合作协议，惠普将在东软软件园内建立外包中心。
同一时间，戴尔大连分公司门前挂着"欢迎戴尔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凯文·罗林斯"的英文条幅。原来，罗林斯借参加戴尔在上海的中国设计中心、上海销售及企业支持中心、全球采购中心正式迁入新址之机，顺便到大连巡视一番。
最近两年来，GE、埃森哲、IBM、松下、NEC、富士通等跨国公司，纷纷在大连建立了面向日本和东北亚市场的软件开发中心和BPO（业务流程外包）中心。其中有些是将本公司的业务放到中国来做，有些则是将客户的项目拿到中国来做。
这些跨国企业大量入驻，已经导致大连软件园一期园区供不应求。去年大连市规划大连软件园二期，把大连旅顺南路规划为软件产业带，并定位为国际重要软件开发及IT外包中心。
除大连外，很多城市也看到了同样机遇。
目前，我国内地以北京、上海、西安、深圳等城市为中心，已经形成了几个主要的区域外包集散地。
罗兰·贝格报告提到，其中北京、上海以日本业务为主，正逐步转向欧美市场，很多国内知名的大型企业都集中在这两个地区。
深圳的特点是主要针对东南亚和港澳地区，以呼叫中心为主要业务。
西安和大连两个地区则以对日业务为主，西安的外包以软件为重点，而大连则将目光放在了业务外包市场。
罗兰·贝格报告分析认为：中国的外包业务虽然起步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晚于爱尔兰、印度等国，但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当成战略重点，中国的外包业务将处于一个快速成长期。中国外包的综合实力相对逊于印度及爱尔兰，但是，大量低成本的具备基础技术和语言的人才、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电信服务，都是中国的明显优势。
在中国的外包项目中，相对成熟的是对日外包，而且对日外包显然还有巨大的潜力。Gartner分析师永纲浩二分析了中日外包项目的几个过程:第一个阶段，日本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将编码工作外包给中方；第二个阶段，日本企业将软件知识传授给中国供应商，中国供应商引进日方的管理经验，帮助软件开发；第三个阶段，日方加强方案管理，进行协调工作，中方已经了解日本用户的需求，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开发;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最后的目标，日本用户完全将业务外包给中国供应商。永纲浩二认为，中国企业目前大多数处于第二和第三阶段。但日本用户已经不满足仅仅降低成本，他们希望中国供应商提供更多的外包服务。
传统的观点认为日本客户不会将高端的项目外包给中国企业。罗兰·贝格亚洲总裁Eugen von Keller博士却不认同。他分析了日本目前很多BPO中心都集中在冲绳岛的情况，冲绳岛目前在日本基础设施建设好、人员成本低，但随着当地成本的不断增加，"就像美国把信息服务业转到印度去一样，那么日本同样也有（转到中国）这方面的需求"。
美国企业以往更多地将业务外包给印度公司，但近期他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以GE公司为例，前总裁韦尔奇曾经将大量资金投向印度，到2003年，出于成本和安全等因素的考虑，GE正在把它的研发中心向中国转移，最近GE在上海成立了全球技术中心。
显然，向中国转移的倾向已经引起了研究机构的关注。很多研究机构都把中国列为一个新兴的外包市场。
"鸡蛋在往中国这个篮子里放"，等于是送上门来的生意--这对中国来说是又一次历史性的发展机会。那么，我们的"篮子"是否准备好了？
人才瓶颈
"跨国公司到大连来，一开始，我可以对他们说大连有很多人才，我打保票给他们说：'我们可以给你招聘人才。'但近期却遇到了人才难题，我们人才培养和吸引的速度，赶不上大公司到大连投资的速度。" 大连市市长夏德仁今年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建设大连国家软件出口基地"新闻发布会上感慨道。
记者在大连采访时听到这样一件事:IBM曾考虑在大连建立一个座席数约2500人的呼叫中心，问到大连市能否保证提供这么多外语人才时，夏德仁市长就没敢再打保票。今年4月，IBM宣布将收购拥有9000名员工的印度本土专业从事BPO业务的呼叫中心Daksh e-Services。
这两件事前后不一定有必然联系。但可以肯定的是，IBM在亚洲建立BPO服务中心，不会不考虑到中国。然而在中国几乎没有符合IBM收购需求的呼叫中心或专门从事BPO业务的企业。而且，由于人才的短缺，在中国快速建立规模很大的呼叫中心也很困难。
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转移不仅给到岸地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而且因为需要将更多的工作转包给周边的合作伙伴，给所在地的IT企业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但这一波IT迁移来得如此迅速，对人才的需求如此激增，让人始料未及。
"没有想到这个产业发展这么快，尽管我们早两年就做了准备，但人才的供求矛盾还是明显暴露出来。" 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副总郑时雨说。
这些跨国公司的进入，让本来过着"平静日子"的华信这样有实力的大连本土企业感受到了危机。"跨国公司进入对整个大连来说是好事，但对我们有很大的冲击，大连引进了虎狼，而我们却还是羊，"一贯低调的大连华信公司总经理刘军谈到人才短缺问题时很忧虑。他几乎每天都有对猎头公司挖他手下的担心。大连永佳公司董事长李世英也对记者记者抱怨道，他们"有一个日语非常好的课长被人给拉去了，他走以后，把他的部下拉走了三四个"。
同时，人才的不足，让进驻在大连的跨国公司业务发展也遇到了难题。去年4月份成立时，埃森哲大连信息中心有员工50人左右，目前已经扩展到300人。该中心总经理王启维介绍，在公司刚进驻大连的时候，管理层人员主要从本地招聘，而目前转而从外引进。目前公司管理层80%～90%的人员都要从外地引进。这样做，是因为本地人才以稀为贵，人才竞争的压力太大，从本地招聘的难度很大。
实际上，从事外包业务的人才缺乏现象不仅在大连存在，这也已经成为整个中国面临的共同难题。 针对欧美软件开发向亚洲转移的需求，惠普2002年5月在上海成立了软件中心。该中心成立后，就面临人才这个最棘手的问题。据中国惠普副总裁舒奇介绍，中心很难招到高级软件人才，尤其是有经验的PM（项目管理）。最后不得不从印度调来几十名PM来帮助这个中心发展。
在大连的松下通信董事总经理田中哲治告诉记者，公司刚刚进入中国时，主要招聘毕业的大学生，其中优秀的还要送到日本进修。随着业务的迅速增长，田中明显感到人才吃紧。为此，一方面，田中开始在中国其他地区为大连的松下通信物色人才，另一方面，田中已经开始转头回日本寻找愿意来中国工作的高级软件管理人才。
"目前对日和对美外包，很多中国企业只是接到一些被转了二手、三手甚至更多手的包。"中关村软件园高级顾问陈举说，这使中国企业在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中国企业）做不了高端，不是市场问题，而是能力问题。"华信总经理刘军说。
对于希望承接欧美软件外包大单子的企业而言，要求500人的规模绝对是一道铁门槛。实际上，中国企业能超过500人规模的并不多。
据估计，中国目前有数百家从事软件外包的企业，但规模大多在数十人至数百人之间，最多也不超过两千人，这与印度和美国软件企业动辄几万人的规模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因此，我国企业很难接到系统设计等高级订单，更别说承接包括框架设计在内的整包业务了。
"印度万人以上的软件企业可以将1/3员工派到美国，但大部分中国企业别说派500人去美国，就是派50人去美国也很难做到。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接到欧美的包？"刘军说。而往往欧美企业更喜欢将整个项目外包。
靠猎头公司挖来挖去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有加强对人才的培训才能缓解这场危机。据大连市计委主任曲晓飞介绍，大连已经建立了以民营资本为主的三个软件学院， 从建设到运营都是参照现代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行的:东软信息学院;大连理工大学位于开发区的软件学区;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合作的软件学院。曲晓飞说:"我不怕人才缺。人才缺，我的培训产业才能够快速发展起来。"的确，很多民办培训机构也看好了IT教育这块市场。在出国考试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新东方学校，从2002年开始尝试举办IT教育。
然而，人才的培训不是立竿见影就能解决问题的。中关村软件园高级顾问陈举认为，基础的蓝领和精通管理的白领是不同的，因此，对这两类人才的培养也要遵循不同方法。培养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熟悉工作，一般要经过3～6个月。初级人才的培训只要几个月时间，但高级项目管理人员的培训却无法速成。Gartner分析师永纲浩二认为，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培养成既懂外语又精通业务的程序员一般需要5年的时间。
一方面是企业需要的人找不到，一方面是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这是目前我国IT人才就业市场存在的尴尬现实。刘积仁认为这种局面的存在，是教育跟市场不匹配造成的，他认为，人才问题再过5年才可能会改变。"5年之后学校计算机专业扩招，还有软件学院各种培训机构，人才才会不断出来。这些人最大的不同，是英文能力会远远强过我们这些人。"刘积仁说。
"他们把业务转到中国来，就是冲着人力成本低，但如果找不着合适的人，他们还会再转移，这是市场法则。"有一位跨国企业负责人说。这位不想透露姓名的跨国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原想把欧美的业务放到中国来，但是因为人才很难找，他们考虑继续往印度发包。
"送上门的生意"如果我们无力抓住，等于把机会让给了别人。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实际上，由于市场发展的预见不够，人才等方面的准备不足，面对这一波全球外包浪潮，很多地方在尝到"甜头"的同时，问题也凸显出来。
跨国博弈
"印度提出了新的口号，中国是制造业的工厂，印度则要成为后台办公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南亚研究所主任王德华特别强调了中印的差异性。
一位业界专家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一波以软件外包为特征的外包浪潮中，我们曾有与印度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机会，但我们被甩在了后面。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认为原因在于，那时我们自己的软件产业才刚刚起步，而且那时中国还刚刚开始融入全球经济社会，国外企业对中国企业还没有建立起信赖感。
Gartner副总裁、研究总监Dion Wiggins认为，传统的IT外包（ITO）已经不能够满足客户对成本、速度和灵活性的需求，而新兴的业务流程外包（BPO）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外包的主要内容。在这轮以BPO为主要特征的外包浪潮中，印度不但及时提出了自己的口号，而且印度的BPO正在快速发展。据印度外包业务的行业协会"全国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最近一年印度来自业务流程外包的营业收入增长超过50%。据里昂证券统计，最少有29家跨国公司在印度设立了BPO中心，共聘用了近7万人。有印度专家预期，到了2009年，BPO会取代IT业，成为印度提供最多收入及就业机会的行业。
据介绍，BPO包括人力资源、采购、财会、客户中心、后勤、研发、营销、工厂运作、培训，这些大类还可以进一步细分。不仅IT行业需要BPO，而且BPO的每项业务都离不开IT业务的支持，从而产生IT外包机会。
刘积仁向记者透露，印度外包中，纯粹软件外包项目仅占20%，其他外包是和软件没有关系的，如呼叫中心。然而，在印度开始瞄准了BPO的时候，中国企业津津乐道的是"软件出口"或"软件外包"。很少有人看到软件外包以外的机会。记者在询问一些BPO问题时，很多人显得茫然。
这种情况恰恰与我国在全球外包产业版图中的分布有直接关系。据罗兰·贝格分析，目前中国的外包业务主要集中在相对低端的数据处理和软件编码，而印度外包的区域特点是呼叫中心、软件开发、工程设计以及后台运作和数据输入。与印度有同样丰富外包经验的地区是爱尔兰，目前是欧洲的外包中心。
罗兰·贝格认为，目前中国IT外包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业务方面具有劳动密集、技术含量低、语言要求不高、起始阶段项目小等特点。由于对中国外包缺乏足够了解，很多跨国公司的外包都是以试验性的小项目开始的，在取得成功后再扩大规模。如GE大连等都是以小项目开始的。一般的软件开发项目只需3～5人，在3～6个月内完成。
尽管日本软件外包对中国企业青睐有加，而实际上中国企业所能获得的订单数量与总量难成正比。华信总经理刘军估计:"2003年日本外包市场总量为60万人次，可以发到中国的包为30万人次，但实际上中国对日外包的总量尚不足3万人次。"相比对日软件外包这块大蛋糕，我们的消化能力太小。
而且，有一种苗头特别值得注意:印度正在取道中国窥视日本市场。据印度Infosys（上海）软件开发中心一位负责人表示，成立上海中心也是为了增加公司进入日本以及韩国的机会。
"我们要通过中国分公司发展日本客户。"印度第三大软件开发商萨帝扬公司负责人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意图。
印度软件企业在规模、国际化和成熟度方面比中国企业有优势。2002年刚刚进驻上海浦东软件园不久的印度萨帝扬电脑服务有限公司拿下了中兴、华为两公司的大型软件外包项目。大连永佳公司总经理李世英承认，中兴、华为这样的专业订单远不是国内供应商能够承接的。一方面中国的企业谋求突破欧美市场，另一方面印度公司也在瞄准日本甚至中国。未来中国和印度的外包企业交锋机将会越来越多。在中国的高级人才告罄之时，印度将再度发力。
在欧美软件外包市场，印度软件公司一统天下。但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情况刚好相反，中国力量远胜印度。中国企业无论是在语言还是在文化上，都与东亚有着较大的相似性，这导致东亚企业更愿意将包发给中国。但如果印度公司凭借自己的实力到中国投资，雇佣中国员工拓展对日业务，东亚企业会不会考虑和这样印度的企业合作？田中哲治的回答是:"我会考虑。"中国企业怎样保卫自己的优势领地？
离岸外包的机会主要是全球性的，可以看到的是，越南、菲律宾、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在参与这一波外包迁移的博弈，每一个国家都在努力提升自己在外包产业链中的位置和机会。
在全球产业地图中的地位决定了这个地区内企业的赢利模式和赢利能力。在全球IT产业链中，我们处于"别人吃肉，我们喝汤"的现实处境。由于核心技术掌握在发达国家企业手里，我们的企业基本上处于IT产业链的下游。而在这波以后台服务业为牵引的全球外包浪潮中，跟中国较量的基本是发展中国家。竞争结果必然是各有所分工，中国在分工中将会处于怎样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