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结海
要你听话的中国文化
几年前，我们做了一项跨国比较研究，调查日本横滨市和中国上海市总计1300名父母，请他们回答“什么样的孩子是好孩子？什么样的孩子是坏孩子？”调查结果非常耐人寻味:
在回答上面两个问题上日本父母的回答可谓五花八门，但是中国父母的回答出人意料的一致，46%的中国父母认为“听话的孩子是好孩子”;20%多的父母认为“不听话的孩子是坏孩子”。而没有一个日本父母将“听话”列为好孩子的标准，相反，倒是有一些日本父母将“听话”列为坏孩子的标准。类似的，几乎所有中国的心理咨询机构都反映，中国家长咨询时请教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孩子不听话怎么办？”
总计66%！多么可怕的比例。
听话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么受中国人的欢迎！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分析一下“听话”这个词出现的情景。第一，命令，直接要求孩子听话，最典型的说法就是“听话！”，或者是孩子不听话之后的责怪“你怎么这么不听话？！”第二，如果父母一方要外出几天，和孩子告别时一定会说一句“在家里要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话”。类似的，在学校里和孩子告别时也总是说“在学校里要听老师的话”。第三，答应某项要求要以听话为条件，如“你要是不听话，……” ，“你听不听话？”。
总之，无论哪一种情况听话都是要求服从、一致。要求别人“听话”和责备“不听话”其实是一种强制的命令心态，充满了威权专横的自我，语意中包含的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利诱、威胁。只要我们留心就会发现周围许多自认为有发言权的人都希望别人听话:大人要小孩听话;强者要弱者听话;既得利益者要被剥削者听话，可以说“听话”其实是封建帝王思想的体现。
正因为此，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多地鼓励顺从听话，而不鼓励独立见解;鼓励中庸、随大流，而不鼓励竞争、冒尖;鼓励稳妥可靠，而不鼓励异想天开;鼓励“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而不鼓励个人的独特性。
前两天看了一部美国电影，主角在一场演讲中是这样开头的:“中国人说过，‘人生的最大不幸是生活在一个稳定的时代’。”我看了大吃一惊，中国人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后来才明白，这大概是“乱世出英雄”的英文翻译。可见我们的祖先里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人。
要让中国的科研人员变成诺贝尔奖得主的英雄，就必须先让他们“乱”起来。
由天才杀手组成的中国教育系统
中国教育理念上的最大问题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把“学习”和“创造”分清楚。这种观念上的混乱，典型地体现在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为代表的“神童”的选拔和培养上。
一个10岁多一点的孩子能通过高考当然说明他（她）的学习能力很强，但是并不能说明其创造力同样强。有时候，学习能力太强的人反倒会抑制他的创造力。而一个人能获诺贝尔奖，一定是因为他（她）“创造”了什么，而不是“学习”到了什么。你2岁就能通过高考他们也不给你颁奖。
当然，有超强学习能力的孩子也是可以进行特殊培养的。但是，科大少年班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中国诺贝尔奖得主的孵化器”。只要科大少年班不改变其甄别和培养“神童”的模式，我敢放言，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绝对不会出现在科大少年班。
如果说只有少年班的创造者和管理者分不清楚学习和创造，耽搁的最多也只有少年班那几十个孩子。问题严重的是，最近一段时间，许多人在反思“少年班”，可是我看过的这么多篇文章中，竟然没有一篇谈到“学习”和“创造”的区别。
在中国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语“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因此，中国的孩子甚至还在妈妈肚子里就开始学习如何起跑，出生以后那就不用提了。我平生最怕的一件事是到有孩子的人家做客，刚进门，孩子就被要求“来，给叔叔背首唐诗”、“给伯伯拉段二胡”，或是“给老师写个毛笔字”，其实孩子筷子还拿不稳。每当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是该表扬还是该批评。因为那些骄傲的家长不知道，这种拔苗助长、填鸭式的知识学习，有百害而无一利。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起跑得够快了。一个美国的孩子转校到中国来，用不着几天就会被中国的学校开除：进度跟不上、学习不认真、又不听话。每年的奥林匹克竞赛，只要有中国的孩子参加，冠军就是我们的囊中之物，因为竞赛内容，其他国家的孩子还没有学过。中国男子足球也是这样，少年队世界水平，青年队亚洲水平，国家队……就不用我多说了。由此可见，中国人不是输在起跑线上，也不可能输在起跑线上，“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逻辑上也永远不会成立，就算起跑慢了点，你也只能说起跑落后。
请记住，输赢永远只发生在终点。
相反，实际上，所有孩子生下来都天生具有极高的创造力，就看我们如何保护和培养。可惜的是，我们的孩子一出世就被无数个“天才杀手”所包围，最终被蹂躏成一个平庸的人。
我至今还记得我曾经听过的那堂公开课，就目睹了一个模范教师是如何把教室变成屠杀学生想象力的刑场的。
那是一堂地理课。老师把中国地图拿出来问学生，你们看中国地图像什么？有的同学说像公鸡，有的同学说像山羊。
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中国地图像山羊，也是第一次惊讶地发现，真的，中国地图更像一只有胡子的山羊而不是公鸡。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那些说像山羊的同学。
没想到那位地理老师再问那些说像山羊的同学:“你们再看看像什么？”同学们依然回答说像山羊。想必那位老师认为在他的公开课上竟然出现这种荒谬的答案是丢他的脸，他恶狠狠地再问:“你们再看看真的像山羊吗？”他把“再”字说得震天响。那些同学胆怯地说:“像公鸡。”老师提高嗓门再问全班一次:“中国地图像什么？”全班齐声回答:“像公鸡！”
老师满意地笑了。
分不清好坏的科研体制
中国学术界很好地继承了中国教育界分不清楚学习与创造的衣钵，由此而产生的最大的问题是，分不清楚“数量”和“质量”。请先看下面一份最典型的学者介绍:
“×××，教授，博导，我国××领域的权威。著有《××××××××》、《×××××××××××》专著，发表论文几十篇。”
这份介绍的特殊之处是，它详细列出了该教授所有书的名字，而论文连个精确的数字都不给。中国学术界为什么如此重视书而忽视论文，因为中国人相信，书的字数比论文多，更有“分量”。只是这里的分量不是质量上的分量，而是重量上的分量。实际上，上面这位教授的那几本所谓的专著也只不过是国外理论的介绍，除了可以起一个教材的作用，几乎没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据说，一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到美国访问，拜见了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会见结束的时候，这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请诺奖得主送他一本专著。“我没有写过书。”诺奖得主的回答让这位中国的经济学家大大地吃了一惊:“您这样的大师没有写过书？”“没有，我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写。”诺奖得主肯定地说。这位著名的中国经济学家至今还没有搞明白，一个人连一本书都没有写过怎么能得诺贝尔奖？
中国学术界更为尴尬的是——说出来许多学术圈外的朋友可能都不相信——他们没有能力鉴别一个研究成果的好坏。似乎文革结束之后，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什么可以“一句顶一万句”的能力。许多科研机构就干脆以数字作为评价标准，比如，规定评教授必须发表多少万字的论文。如果你去问一个科研机构的相关部门为什么不把质量作为评价标准，他们一定会反问你“请你告诉我们，怎样判断质量？”与这种做法一脉相承的是——这次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两年中国要搞“世界一流大学”，采取的最主要措施就是将几所大学合并成一所更大的大学。
如果你把一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的论文悄悄地翻译成中文，然后拿到中国来评奖，我可以保证这篇文章绝对不会得奖，也基本上可以肯定，它第一轮就会被淘汰掉。2002年，Daniel Kahneman教授由于对“经济理性”这一经济学的最基本概念提出了挑战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消息传到中国，中国经济学界之前听说过Kahneman这个名字的恐怕只能以个位数计。可是我们不去反思为什么一个1979年就已经发表的、并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理论，20多年后我们竟然一无所知。相反，我们去警告中国经济学不要“跟风”。一位网友评价这个“跟风”警告时说，“跟风是在搞清楚风向之后才会发生的，在连风向都搞不清楚之前，请不要奢谈什么跟风”。
看来我们是真的失去了“理性”。
一支由业余选手组成的科研队伍
近几年，对于“中国人为什么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有过多种反思。不过奇怪的是，这些反思中鲜有提到科研人员自身的，好像这件事与他们无关。今天，我就来摸一下这只老虎的屁股。
如果说中国的体育是拿职业选手和人家的业余选手竞争;那么，中国的科研则是拿业余选手和人家的职业选手竞争。输，那是再自然不过的结果。
今天的绝大部分中国科研人员，脑子里两件最重要的事是:升官和发财。升官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再伟大的天才，在中国只要一当上官，就可以宣告他的学术生命的结束。我就不展开了。发财，我手边刚好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位大学教授朋友，真正的聪明绝顶，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比他更聪明的人。可惜他把全部时间、精力和聪明才智放在股票上，从真正身无分文的穷小子，硬是炒到腰缠万贯的大款。
我到国外访问，发现国外同行吃饭的时候还在讨论学术。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出访和两位同行在一家餐厅热烈讨论到深夜一点的情景。我们自己开学术会议，吃饭时讨论最多的是工资多少，课题里能赚多少钱。如果有一个人一直都是谈论学术，他给别人的印象借用上海话就是“没花头”。中国人是比别人聪明，可是如果你心思都不在科研上，凭什么赢人家。
唉，人心散了，队伍难带了。
缺乏原创性是中国科研的根本问题。科研人员也有一定的责任。以社会科学为例，国际级期刊发表论文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论文必须有原创性，所谓原创性，也就是说，在全世界范围内至今还没有人做过。中国的期刊则根本没有这个要求。毋庸讳言，写原创性的文章难。既然在中国能发表那种“可以从印刷厂直接进废品回收站”的文章，还照样升硕导、博导，甚至做“家”，人的本性又都是避难趋易，谁还愿意去写有原创性的难文章？！
问题是，中国的科研人员就为什么不能树点雄心立点壮志？为什么就不能自己跟自己说我非原创性的文章不写？为什么总是沉醉于介绍别人的思想而不是创造自己的思想？为什么总是沉醉于用别人的模型来解释中国的问题而不是总结自己的模型？为什么总是沉醉于用中国的被试来检验别人的理论而不是提出自己的理论？
为什么？
有人说，那是由于语言的障碍、那是由于我们起步晚底子差。真的是这样吗？我专门做过一个特殊的“实验”。爱因斯坦说过，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所以，我让10个硕士研究生去找一篇发表在世界顶级社会心理学杂志上的文章中的问题，这10个硕士生之前不但没有学过社会心理学，连心理学也没有学过。一周以后，两个学生找到了它的致命问题。你再到中国的心理学论文上找找看，有多少篇论文上有外国人的问题。
非不能，乃不为也。
要想出原创性的成果，首先必须了解国际研究的最新动态，要知道哪些东西人家已经做过。可是，你去问问在外文期刊阅览室里的工作人员，有多少“导”、多少“家”去过那里？又有多少“人”去过那里？最让人泄气也许是，我们绝大多数科研人员一生中连创造的冲动都未曾产生过。更有甚者，在洋人面前、在英语面前吓得站都站不起来的还大有人在。
我记得，中国男子足球队也曾经被人评价为“一支最没有进取心的队伍”。
中国人如何在20年内获奖？
——一个绝密方案
……
（欲知详情，请留意《看世界》杂志200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