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写作由一种“修史”变为一种表达，当史学从“代圣人立言”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愈来愈多的读者希望看到观点、风格、范式多样的历史作品
历史阅读：从精英走向平民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李建国
我们似乎正在经历一个从未有过的历史题材创作和阅读热潮。
在历史学术著作方面，先是黄仁宇，他的《万历十五年》、《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地北天南叙古今》、《关系千万重》、《中国大历史》、《放宽历史的视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特别是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国的大历史》等书，引发广受关注的“黄仁宇现象”。
接着是美国耶
而作为“西方中国研究的权威”费正清历史著作也受到了读者的青睐，他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代表着世界中国研究的最高水平”，《美国与中国》也成为“西方有关中国问题著作中最畅销的作品之一。”《伟大的中国革命》目前也正在中国畅销。
1967年起定居台湾的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他的历史作品，“很受读者欢迎”。目前，三联书店已出版的“钱穆作品系列”有近10种，如《湖上闲思录》、《中国史学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等。
小说方面，历史题材更是横扫其他一切题材。二月河、唐浩明、凌力等历史小说作家是当代历史小说创作方面不可忽略的重镇。据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周百义称，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历史小说版权收入已超过1000万元。1999年长江社的销售收入过亿元，光二月河的图书销售就超过2000万元，可见其影响之大。
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曾国藩》、《张之洞》、《杨度》在市场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曾国藩》发行近百万册，《张之洞》发行十五万册”(仅截至2003年3月)。唐浩明、二月河一人写“帝王”、一人写“贤相”，他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双双获得首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成为“长篇历史小说的两大著名品牌”。
以《少年天子》获得茅盾文学奖，以《梦断关河》获得“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的历史小说作家凌力创作的“百年辉煌”系列也是图书市场上的佼佼者，特别是《少年天子》，因为据此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而在图书市场上取得了成功。
另外，熊召政花10年时间写作的《张居正》，刘斯奋用16年光阴经营的《白门柳》，不仅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和“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而且在图书市场上独树一帜，独领风骚，“其发行量让一些现实题材的文学作品望尘莫及”。
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方面，根据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康熙大帝》改编的《康熙王朝》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创下了20%的收视率”。由《雍正皇帝》改编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据说已经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被称为“大搞翻案”的59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的收视率也达到了7.43%。《孝庄秘史》在北京播出时最高收视率15%，平均收视率12%，《汉武大帝》也“取得了同期最高的收视率”，在广告收入上，《汉武大帝》突破亿元大关，“创下了央视近年来单剧广告收入的最高纪录”。历史剧的繁荣一方面表现在历史正剧的繁荣上，同时“戏说”一路的历史剧更是大行其道，“1995年的《宰相刘罗锅》红透中国以后，《还珠格格1》曾创下42%的一周收视率新高；《康熙微服私访记3》北京地区的最高收视率达30%，《铁齿铜牙纪晓岚1》北京地区的最高收视率达30%”，《还珠格格》平均收视率竟然达到了54.91%。
历史题材为什么这样热
历史本身具有非凡的魅力。对于民族和国家而言，历史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时间之河流，是人类宝贵的生存经验的积累，一个国家和民族为了自我认识，都需要反省自己民族的历史，按中国的传统叫“以史为鉴”，或者按黑格尔的说法就是“反省的历史”，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就是一个没有记忆和反省的民族，就会走向愚昧。
周恩来说：“历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就像记忆对于个人一样，一个人丧失了记忆就会成为白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历史的魅力，正体现在作为一个民族自我反思的时间之流中。对于个人而言，读史可以使人睿智，可以“鉴兴替、示劝惩”，中国知识分子有“穷”、“达”两条路，当他“达”而“居庙堂之高”时，历史可以“鉴古知今”，以古“资治”；当“穷”而“处江湖之远”时，历史可以“示劝惩”，可以从中发掘道德经验和人生智慧。无论是“穷”还是“达”，喜欢读史的人，无论是在政治生活中还是在经济领域里，或者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成为生活中智者和强者。
如何理解新时期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题材的创作和阅读的热潮呢？或言之，新时期的历史热到底说明了什么呢？应该说，经济增长、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相对宽松的文化氛围是历史热的外部环境，这是理解新时期历史题材热的一个重要前提。
著名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认为：“现在，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期。整个文学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不同风格、不同观点的文学作品竞相出现。这样的大环境对于历史小说的创作来讲更为难能可贵。”
宽松的外部环境使得历史题材的作品出现了多元化的历史观，这也是引起读者阅读和关注历史的重要原因。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雷达提出，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表现对象发生了变化，“主角易位了，好像翻了一个个儿”(由农民起义到帝王将相，笔者注)。这种“中心人物的‘换位’”引起了人们关注和阅读的兴趣，其中“隐含着历史观的大变化。至今没有人真正点破。”
得到广泛关注的历史剧《走向共和》的导演张黎也认为：“我觉得观众喜欢《走向共和》可能还是电视剧所提供的一些新的历史观点，对我们以前在教科书上看到的人物进行了新的评价的阐述，比如袁世凯、李鸿章等人物，以前有一种对他们的定论，这次我们对他们的评判不是以道德为标准的，而是以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中起到的推动作用来评判的，相对来说，方式和角度比较新颖。”
但对于历史读物出版和历史剧本身来说，“新写法”或者说新的表现形式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黄仁宇和史景迁在这方面给中国的历史学家做了一个榜样。他们二人都善于将学术著作通俗化，通过一个横切面的视角切入历史，切入历史中卑微者或高贵者的私人生活空间，用温婉细致的笔触，耐心抚摸这些人物的痛苦、欲望与梦想，令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被吸引和感动。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的写法对于中国历史书籍的读者的影响是颠覆性的，该书选择了万历十五年即1587年这个平常的一年，切入了明朝的历史，深入了万历皇帝的内在空间，并通过细节的梳理论述了万历皇帝的喜怒哀乐以及这种情绪变化对于张居正的个人命运和明朝万历年间的时局的重大影响。他在谈到该书时说：“不仅可把历史看作一个链条，也可把它当作一个鸡蛋来剖开；研究既可是历时的，也可是共时的。”
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则切入了1668年山东郯城一段历史：新嫁娘王氏为情私奔，不料被情人抛弃，由于没有出路，最后又回了家，但她却在回家以后被愤怒的丈夫掐死在破屋之中。当丈夫把双手伸向熟睡中的妻子之前，史景迁写道：“王氏脱去了她的外套、裤子和笨重的鞋。她在自己的小脚上穿上一双红布软底的旧睡鞋。她的内衫是蓝的，她的薄薄的内裤是白的，任等着她睡去。”然后当丈夫掐死了王氏之时，她仍然在美丽的梦境之中：“她可以看到自己是多么美丽，脸上的皱纹没了，她的手光滑如少女的手，没有因劳动而变得粗糙……”你无法想象，这样诗意而又惊心动魄的文字出自一个历史学家之手，而且通过这样的细节，史景迁仍然为读者描摹出令人悚然的历史场景：地震，旱灾，水灾，蝗灾，邪教作乱，军队清剿，盗匪抢劫，饥荒中的死亡(饿死、自杀乃至人相食)。这样的文字想不火都难！
我们需要怎样的历史作品？
用当代的思想和新的眼光书写历史，这是历史出版物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特别重史的国家，我们并不缺乏历史作品，从三皇五帝到秦皇汉武，唐宋元明清，各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历史作品。但是阅读历史并不是完全为了了解历史，而是着眼现实、借鉴历史、应用历史和认识世界，法国年鉴派大师马克·布罗克有一句名言：“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才能，是对活生生的事物的理解能力。”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需要历史读本，需要对历史的阅读和消费，不仅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重史的国度，而是因为我们要通过阅读历史获得历史眼光，进而通过历史眼光了解历史把握现实，并在历史和现实的关联之中知人阅世，把握人生。所以说，用新的眼光、新的观念、当代的思想来解读历史，创造出属于一个时代的眼光才能引起共鸣，抓住读者。
历史小说家唐浩明说：“读研究生的时候，大家谈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都深切地感到应该对我们过去的历史进行冷静的思考，应该尽我们的力量和才智重新书写我们所认识的历史。”这种用新的眼光写成的《曾国藩》最终占领了市场，获得了成功。
黄仁宇的历史作品在中国图书市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三联书店副总编潘振平说：“《万历十五年》在我们三联书店陆续卖出了20多万册。”黄仁宇的历史作品最初能够被译介到中国来就是因为“他看历史的视角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就介绍进来了”，这也是他用“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的条件重新检索历史，强调“以超越国界的技术性格”，“亦即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注重整体和“数目字管理”的“大历史观”的成功。
广大读者需要的绝对不单是概念杂陈的历史，而是由史实和细节堆积起来的人的历史，但以前国内史学界一直缺乏像《万历十五年》那种既有观念创新、又有人性发掘和细节描摹的学术性历史通俗读物。近年这一点好像有所改观，比如最近一部和《万历十五年》风格相近的图书《帝国政界往事》，凭借大量细节的积累，把一部观念的历史、思想的历史，恢复成人的历史，读来很有《万历十五年》的味道，娓娓道来，隽永通达，形神俱似，而其中“岳飞必死”的结论更是颠覆了历史教科书将岳飞之死全部归因于秦桧的历史结论。
“非专业化”的历史写作者丰富了我们历史阅读。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主任肖红认为：“出于好奇、探究乃至反抗之心，人们不会永远满足于严肃、道统、专业的制度和礼节提供的历史知识。”当历史写作由一种“修史”变为一种表达，当史学从“代圣人立言”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愈来愈多的读者希望看到观点、风格、范式多样的历史作品，于是历史写作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专利，“那种史家写史的经典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历史写作者出现了“非专业化”的倾向。被称为“最富创见的历史写作者”吴思上大学时学习的是中文，后来从事的是新闻出版行业，却著有影响广泛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作为广告策划人的汗青却写出了畅销的历史作品《史说新语》。
另外，我们也必须警惕一些历史作品的“负面效应”。现在文化市场上流行的是“帝王将相”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可是这种题材广为诟病的是“奴才意识”、“皇权思想”和“专制主义”。不可否认，历史小说和历史剧“面对因权力腐败和社会不公等现实问题的刺激而累积起来的民众政治诉求，大众历史文化不是提供一个现代性民主政治的文化图景，而是着力建构对传统社会中
历史小说和历史剧不该仅仅迎合大众，而是要用现代民主和自由的观念关照其中陈腐落后的封建意识，并以此引领大众。刘斯奋在这方面给中国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创作者树立了典范。他的《白门柳》能够“通过描写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以及其他具有变革色彩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天崩地裂’的社会巨变中所走过的坎坷曲折道路，来揭示我国十七世纪早期民主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刘斯奋语)。刘斯奋目光如炬，用极富洞察力的眼光在旧题材中拈出了“民主”这一现代性的话题，从而一下子将小说创作推进到精神思想的前沿地带，创作出新时期历史小说不可多得的精品。
《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