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涿鹿之战——华夏文明的奠基之战
距今大约4600余年前，华夏先民在中国大地上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族群。其中的华夏族群以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的黄帝部族和兴起于河南西部的炎帝部族为核心，逐渐融合并沿黄河西下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今山东一带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首领蚩尤的带领下由东向西发展，双方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爆发了我国史载中最早的一场战争——“涿鹿之战”，战争的结果，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了意义重大的影响。
由于时间过于久远，后世对此战的具体经过记载不多，去除其中的神话部分，大致的经过是，勇猛剽悍，生性善战的蚩尤族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并击败了炎帝部族，占据了炎帝部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炎帝部族遂向黄帝部族求援。黄帝部族为了维护华夏族群的整体利益，“轩辕氏乃修德振兵”，联合炎帝部族东进，与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族在涿鹿地区遭遇，随后展开了一场影响后世中国几千年的决战。
战争之初，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黄帝部族曾经九战九败，但并没有放弃战斗，终于抓住天气转变，战场狂风大作尘沙漫天这个特殊有利的天候，吹号角，击鼙鼓，乘蚩尤族部众迷乱震慑之际，以指南车指示方向，向蚩尤族反攻，一举击败了蚩尤部族，并在冀州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区）擒杀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部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战后，黄帝部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封泰山”仪式，同时强迫东夷族群与华夏族群相互结为同盟，然后才凯旋而归。
涿鹿之战的结果，是华夏族群各氏族部落从此据有了广大的中原地区，并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进一步融合繁衍，由此奠基了四千年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华夏部族首领黄帝，从此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由此可见，涿鹿之战的确是决定日后中华民族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
二、牧野之战——周文明全面兴盛之战
商朝末年，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商纣王（帝辛）即位后更是横行暴敛，严刑酷法，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从而导致丧尽民心，众叛亲离，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而商的属国——周却在文王姬昌“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的政策下广罗人才，发展生产，国势迅速强盛起来，其势力伸入江、汉流域。
公元前1027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采纳吕尚建议，乘商纣王大部分军队用于平定东夷族反叛之机，统率大军东进伐商。在孟津与反商的其他的诸侯部落的部队会合后，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黄河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直指朝歌，于二月初抵达牧野。
由于商军主力远在东南地区平叛，无法立即调回，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亲自率领守卫国都的商军，连同仓促武装起来的大批奴隶共约17万人，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次日凌晨，周军布阵完毕，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信宠姬谗言，不祭祀祖宗，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心与斗志，庄严誓师（史称“牧誓”）。
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倒戈，掉转戈矛，帮助周军作战。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了商朝。随后，武王又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建立了周王朝。
周军取得牧野之战的彻底胜利，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长达八百年的统治秩序，为西周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使得华夏文明第一次领先于人类文明。神奇的《周易》，不朽的《诗经》，星河般璀璨的诸子百家，这些都对后世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国最早的统一之战
战国后期，经过长期的诸侯割据战争，中国境内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的诸侯国，战国七雄的形成，既是春秋以来兼并战争的结果，又是中国统一的前奏。为增强国力，统一全国，七雄相继展开了富国强兵的变法活动。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赵国有武灵王改革，但最有成效的还是秦国的商鞍变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改革，国力逐步强盛。从秦孝公到秦王政的100多年时间中，秦国国力更加强盛，在军事制度方面实行按郡县征兵，完善了军队组织，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士卒勇猛，车骑雄盛，远非其他六国可比。在军事策略上采用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逐渐蚕食并巩固其占领地区，实行有效占领。秦国相继灭掉西周、东周，攻占韩国的黄河以东和以南地区，领土包括今陕西大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和四川东北部的广大地区，为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山东六国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政局很不稳固。各国之间长期战争，实力消耗，国力被削弱。六国面对强秦的威胁，虽然屡次合纵抗秦，但在秦国连衡策略下先后瓦解而失败。他们时而“合众弱以抗一强”，时而“恃一强以攻众弱”，无法形成稳固统一的抗秦力量，给秦国各个击破以可乘之机。
公元前238年，李斯、尉缭等协助秦王赢政制定了统一全国的战略策略，即笼络燕齐，稳住楚魏，消灭韩赵，然后各个击破，统一全国。在这种战略方针指导下，一场统一战争开始了。
公元前236年，秦王赢政乘赵攻燕、国内空虚之际，分兵两路大举攻赵，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帷幕。秦国数年间攻赵不下，于是转攻韩国。公元前232年，秦内史滕率军北上，攻占韩国都城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俘虏韩王安，在韩地设置颍川郡，韩国灭亡。
公元前229年，秦再次大举攻赵，名将王翦率军由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出井陉（今河北井陉县），端和由河内进攻赵都邯郸。赵国派大将李牧迎战，双方屡有胜负，陷入僵局，相持一年之久。后来赵王中了秦的反间计，冤杀了李牧，使得赵军士气受挫，失去了相持能力。公元前228年，王翦向赵国发起总攻，秦军很快攻占了邯郸，俘虏赵王迁，赵国灭亡。
秦国在攻赵的同时，兵临燕境。燕国无力抵抗，太子丹企图以刺杀秦王的办法挽回败局。公元前227年，燕丹派荆轲以进献燕国地图为名，谋刺秦王赢政未遂，秦王以此为借口，派王翦率兵攻打燕国，秦军在易水（今河北易县境内）大败燕罕。公元前226年，王翦攻陷燕国都蓟（今北京市），燕王喜与太子丹率残部逃到辽东（今辽宁辽阳市）苟延，燕国名存实亡。
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率军出关中，东进攻魏，迅速包围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秦军引黄河水灌城，攻陷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
早在秦军攻取燕都时，秦国已把进攻目标转向楚国。公元前226年，秦王派李信和蒙恬率军20万攻打楚国。公元前225年秦军南下攻楚，楚将项燕率军抵抗。秦军开始进军顺利，在平舆（今河南汝南县东南）和寝（今河南沈丘县东南）击败楚军，进兵到城父（今河南宝丰县东）。项燕率军反击，在城父大败秦军，李信败逃回国。公元前224年，王翦率60万秦军再次伐楚，双方在陈（今河南淮阳县）相遇，王翦按兵不动，以逸待劳，楚军屡次挑战，秦军不与交战，项燕只好率兵东归。王翦乘楚军退兵之机挥师追击，在蕲（今安徽宿州市）大败楚军，杀楚将项燕。公元前223年，秦军乘胜进兵，俘虏楚王负刍，攻占楚都郢（今湖北荆州市），设置郢郡，楚国灭亡。
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率军歼灭了辽东燕军，俘虏燕王喜，回师途中又在代北（今山西代县）俘获赵国余部代王嘉，然后由燕地乘虚直逼齐国。齐王建慌忙在西线集结军队，准备抵抗。公元前221年，秦军避开西线齐军主力，从北面直插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在秦国大兵压境的形势下，齐王建不战而降，齐国灭亡。
秦统一六国战争的胜利，结束了自春秋以来长达500余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战乱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统一国家——秦朝。始皇帝赢政不仅第一次统一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还统一了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建立了郡县制，奠定了后世中国的基本雏形。
四、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汉家子弟的民族之战
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一直对中原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在秦代，匈奴曾一度为蒙恬所击败，逃往漠北，有十多年不敢南下。秦朝覆灭后，匈奴趁楚汉相争、无暇北顾之机再度崛起。在其骁勇善战的首领冒顿单于统率下，重新控制了中国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的广大地区。
汉王朝建立后，匈奴依然是中原民族和平生活的重大威胁：“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攻城屠邑，殴略畜产”，“杀吏卒，大寇盗”，给北方地区民众带来沉重的灾难，严重危害着中国北部边境的安宁。而汉朝方面由于实力不逮，加上有诸多内政事务亟待处理，只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缓解匈奴的袭扰，一直蒙受很大的耻辱。在军事上，则主要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尽量避免与匈奴进行决战。然而“和亲”政策并不能遏制匈奴的袭扰活动，汉朝的边患依旧相当严重。
但是在另一方面，“和亲”政策也为汉王朝整顿内政、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增强实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文、景时期，推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凋敝的社会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片富庶丰足的景象：“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如此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日后汉武帝的战争动员和实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公元前150年，16岁的汉武帝刘彻登基，他凭藉前辈所创造的物质基础，积极从事于反击匈奴的战争准备。在军事上健全军制，加强骑兵部队的建设，选拔年青将领，修筑军事要道。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贬抑相权，推崇儒家思想，“举贤良文学”以选拔人才，举行封禅典礼以提高皇帝威望，实行“推恩法”以削弱藩王势力，任用酷吏以保证专制措施畅行全国等等。在经济上征收商人车船税，实行盐铁官营政策，以增加战争物资储备等等。经过苦心经营，全面造就了战略反击匈奴的军事、经济、政治条件。于是汉武帝揭开了大规模反击战争的帷幕。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始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共历时三、四十年之久，其中又可以取得漠北决战胜利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而以第一个阶段为主体。在这一时期内，汉军曾对匈奴展开三次重大反击作战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南下骚扰问题。这三次战略反击，分别是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
河南、漠南之战
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骑兵进犯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等地。汉武帝避实就虚，实施反击，派遣年青将领卫青率大军进攻为匈奴所盘踞的河南地。卫青引兵北上，出云中，沿黄河西进，对占据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所部进行突袭，全部收复了河南地。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在河南地设置朔方、五原两郡，并筑朔方城，移内地民众十多万在朔方屯田戍边。汉军收复河南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其对长安的威胁，并为汉军建立了一个战略进攻的基地。
匈奴自不甘心失去河南这一战略要地，数次出兵袭扰朔方，企图夺回河南地区。汉武帝于是决定反击，发起了漠南之战。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车骑将军卫青率军出朔方，进入漠南，反击匈奴右贤王；李息等人出兵右北平（今内蒙古宁城西南），牵制单于、左贤王，策应卫青主力军的行动。卫青出塞二三百公里，长途奔袭，突袭右贤王的王廷，打得其措手不及，狼狈北逃。汉军俘敌1万多人，凯旋归师。这一仗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朔方要地，彻底消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并将匈奴左右两部切断，以便分而制之。
次年二月和四月，新任大将军的卫青两度率骑兵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前后歼灭匈奴军队一万多人，扩大了对匈奴作战的战果，迫使匈奴主力退却漠北一带，远离汉境，这就为汉武帝下一步实施河西之役并取胜提供了必要条件。此战骠姚校尉霍去病以800骁骑斩杀匈奴兵2千余人，并杀死匈奴单于的祖父籍若侯产及相国、当户等将官多人，生擒单于的叔父罗姑比，一战成名。
河西之战
河西即现在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因位于黄河以西，自古称为河西，又称河西走廊。它为内地至西域的通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时它仍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对汉朝的侧翼构成威胁。汉廷为了打通通西域的道路和巩固西部地区，遂决定展开河西之役，为此，组织强大的骑兵部队，由骠骑将军霍去病领军出征河西。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三月，霍去病率精骑万人出陇西，越乌鞘岭，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他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法，长驱直入，汉军所至，势如破竹，在短短的6天内连破匈奴五王国。接着翻越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大黄山）千余里，与匈奴军鏖战于皋兰山（今兰州黄河西）下，霍去病率部勇猛异常，横冲直撞，连战皆捷，阵斩匈奴折兰王、卢侯王，歼敌近9000人，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多人，并且缴获了匈奴体屠王的祭天金神像。凯旋而还。
同年夏天，汉武帝为了彻底聚歼河西匈奴军，再次命令霍去病统军出击。为了防止东北方向的匈奴左贤王部乘机进攻，他又让张骞、李广等人率偏师出右北平，攻打左贤王，以策应霍去病主力的行动。
这一次，霍去病率精骑数万出北地郡，绕道河西走廊之北，迂回纵深达1000多公里，远出敌后，由西北向东南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大破匈奴各部，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今弱水上游）流域与河西匈奴主力展开决战，杀敌3万余人，取得决定性胜利。是役，霍去病总计接受匈奴单桓王、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2500人投降，俘虏了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120多人，后来又收降匈奴浑邪王、体屠王部众4万余，斩杀8千，全部占领河西走廊地区。汉朝在那里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实边戍守生产。
河西之战，给河西地区的匈奴军以歼灭性打击，使汉朝统治延伸到这一地区，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为进一步大规模反击匈奴提供了可能。经过漠南、河西两大战役的打击，匈奴势力遭到了重创，汉军已完全占有了这场旷日持久反击战争的主动权。
漠北之战
然而匈奴不甘心失败，仍继续南下袭扰，公元前120年秋，匈奴骑兵万余人又突入定襄、右北平地区，杀掠汉朝边民一千多人。汉武帝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边患问题，决定远征漠北，彻底消灭匈奴军队。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集中了精锐骑兵10万人，随军战马14万匹，步兵辎重队几十万人，由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精骑5万分别出定襄和代郡，沿东西两路北进，决心在漠北与匈奴进行会战。
匈奴单于闻报汉兵将至，采纳赵信建议，将部众、牲畜、辎重转移到更远的北方，“以精兵待于幕北”。卫青出塞后，得知匈奴单于的战略意图，即率主力直扑单于所在，横渡大沙漠，北进几百公里，寻歼单于本部。同时命令李广、赵食其率所部从东面迂回策应。不久，卫青部主力与匈奴单于相遭遇。卫青下令用武刚车环绕为营，以防匈奴军的袭击，接着便指挥5000精骑向单于军发起猛攻，单于即遣一万骑应战。双方鏖战至黄昏，大风骤起，飞沙扑面，两军难辨彼此。卫青乘势分轻骑从左右迂回包抄。单于见汉军人多势众，自度无法取胜，遂带数百精骑突围，向西北逃遁。卫青发现单于潜逃，即派轻骑连夜追击，自率主力随后跟进。是役虽然未能擒服单于，但一举斩获匈奴军近2万人，挺进到寘颜山（今蒙古杭爱山南端）的赵信城，尽烧其城和匈奴积粟而还。
在另一个方向，霍去病率军出代郡和右北平，大胆地重用匈奴降将赵破奴、复陆支、伊即轩等，北进2000余里，渡过大漠，与匈奴左贤王部相遇，尽歼其精锐七万余名，俘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以及匈奴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匈奴左贤王部几乎全军覆灭。霍去病乘胜追杀，直抵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东）。为庆祝胜利，霍去病在狠居胥山积土增山，举行祭天封礼，又在姑衍山（狼居背山附近）举行祭地禅礼，并登临瀚海（今贝加尔湖），刻石记功，然后凯旋班师。
漠北之役是汉匈间规模最大，战场距中原最远，也是最艰巨的一次战役。是役，汉军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共歼匈奴9万余人，严重地削弱了匈奴的势力，使得其从此无力大举南下，造成了“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的局面。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至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从根本上摧毁了匈奴赖以发动骚扰战争的军事实力，使匈奴再也无力对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也为汉王朝与中亚、西亚的往来开辟了道路。张骞等人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扩大了中外交流，使得华夏文明第一次在异域传播。
伴随着汉王朝反击匈奴，开疆拓土的胜利，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鼎盛时期，充满自信的华夏文明第一次为世界所认知。飘扬在异域的大汉军旗，也为后世的华夏民族留下了一页引以自豪的传奇,成为了其中一个主体民族由来最初的渊源。
五、淝水之战——以弱胜强之战
公元316年，历经“八王之乱”的西晋王朝灭亡，中国出现南北大分裂的历史局面。在南方，公元317年晋琅玡王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称帝，建立起东晋王朝。其占有现汉水、淮河以南大部地区。在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首领也纷纷先后称王称帝，史称“五胡乱华”，整个北方地区陷入了割据混战的状态。为躲避民族屠杀，幸存的汉人大批渡江南下躲避战乱。在这个动乱过程中，占据陕西关中一带的氏族以长安为都城，建立了前秦政权。公元357年，苻坚自立为前秦天王，先后灭掉前燕、代、前凉等割据政权，初步统一了北方地区。黄河流域的统一，使苻坚的雄心越发增大。他开始向南进行扩张，在公元373年攻占了东晋的梁（今陕西南部、四川北部的部分地区）、益（今四川的大部分地区）两州，这样长江、汉水上游就纳入了前秦的版图。接着，前秦雄师又先后占领了襄阳、彭城两座重镇，并且一度包围三阿（今江苏高邮附近）、进袭堂邑（今江苏六合）。由是，秦晋矛盾日趋尖锐，终于导致了淝水大战。
太元八年（383年）八月，苻坚不顾众人反对，亲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羽林郎（禁卫军）3万，计90万大军，在东西长达几千公里的战线上，水陆并进，南下攻晋。
东晋王朝在强敌压境、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决意奋起抵抗。晋孝武帝司马曜在谢安等人的辅弼下任命桓冲为江州（今湖北东部和江西西部）刺史，控制长江中游，阻扼秦军由襄阳南下。任命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统率有较强战斗力的“北府兵”8万沿淮河西上，遏制秦军主力的进攻。又派遣胡彬率领水军5000增援战略要地寿阳（今安徽寿县），摆开了与前秦大军决战的态势。
同年十月十八日，苻融率领前秦军前锋攻占寿阳，生擒晋平虏将军徐元喜等人。与此同时，慕容垂部攻占了郧城（今湖北安陆县境）。晋军胡彬所部在增援的半道上得悉寿阳失陷的消息，便退守硖石（今安徽凤台县西南）。苻融又率军尾随而来，攻打硖石。苻融部将梁成率兵五万进抵洛涧（今安徽怀远县境内），并在洛口设置木栅，阻断淮河交通，遏制从东西增援的晋军。
胡彬困守硖石，粮草乏绝，难以支撑，便写信请求谢石驰援，可是此信却被前秦军所截获。苻融及时向苻坚报告了晋军兵力单薄、粮草缺乏的情况，建议前秦军迅速开进，以防晋军逃遁。苻坚得报，便把大部队留在坎城，亲率骑兵8000驰抵寿阳，并派遣原东晋襄阳守将朱序到晋军中劝降。朱序到了晋军营阵后，不但没有劝降，反而向谢石等人密告了前秦军的情况，并建议谢石等人不要延误战机，坐待前秦百万大军全部抵达后束手就擒，而要乘着前秦军各路人马尚未集中的机会，主动出击。他指出只要打败前秦军的前锋，挫伤它的士气，前秦军的进攻就不难瓦解了。谢石起初对前秦军的嚣张气焰心存一定的惧意，打算以固守不战来消磨前秦军的锐气。听了朱序的情况介绍和作战建议后，便及时改变作战方针，决定转守为攻，争取主动。
十一月，晋军前锋都督谢玄派猛将刘牢之率领精兵5000迅速奔赴洛涧。前秦将梁成在洛涧边上列阵迎击。刘牢之分兵一部迂回到前秦军阵后，断其归路；自己率兵强渡洛水，猛攻梁成的军队。前秦军腹背受敌，抵挡不住，主将梁成阵亡，步骑5万人土崩瓦解，争渡淮水逃命，1．5万多人丧生。晋军活捉了前秦扬州刺史王显等人，缴获了前秦军的大批辎重、粮草。洛涧遭遇战的胜利，挫抑了前秦军的兵锋，极大地鼓舞了晋军的士气。谢石乘机命诸军水陆并进，直逼前秦军。苻坚站在寿阳城上，看到晋军部阵严整，又望见淝水东面八公山上的草和树木，以为也是晋兵，心中顿生惧意，对苻融说:“这明明是强敌，你怎么说他们弱不堪击呢？”
前秦军洛涧之战失利后，沿着淝水西岸布阵，企图从容与晋军交战。谢玄知己方兵力较弱，利于速决而不利于持久，于是便派遣使者激将苻融说：“将军率领军队深入晋地，却沿着淝水布阵，这是想打持久战，不是速战速决的方法。如果您能让前秦兵稍稍后撤，空出一块地方，使晋军能够渡过淝水，两军一决胜负，这不是很好吗？”前秦军诸将都认为这是晋军的诡计，劝苻坚不可上当。但是苻坚却说：“只引兵略微后退，待他们一半渡河，一半未渡之际，再用精锐骑兵冲杀，便可以取得胜利。”于是苻融便答应了谢玄的要求，指挥秦军后撤。前秦军本来就士气低落，内部不稳，阵势混乱，指挥不灵，这一撤更造成阵脚大乱。朱序乘机在前秦军阵后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前秦军听了信以为真，遂纷纷狂跑，争相逃命。东晋军队在谢玄等人指挥下，乘势抢渡淝水，展开猛烈的攻击。苻融眼见大势不妙，骑马飞驰巡视阵地，想整顿稳定退却的士兵，结果马倒在地，被追上的晋军杀死。
前秦军全线崩溃，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晋军乘胜追击，一直到达青冈（在今寿阳附近）。前秦军人马相踏而死者，满山遍野，堵塞大河。活着的人听到风声鹤唳，以为是晋兵追来，更没命地拔脚向北逃窜。是役，秦军被歼灭的十有八九，苻坚本人也中箭负伤，仓皇逃至淮北。
淝水之战后，慕容垂、姚苌等氏族贵族重新崛起，乘机肢解了前秦的统治，苻坚本人也很快身死国灭，北方地区暂时统一的局面崩然瓦解，重新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
淝水之战的结果，使得东晋王朝的统治得到了稳定，有效地遏制了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侵扰，为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机。逃亡到南方的汉人将中原文化融入到南方文化中，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使得江南地区逐渐富庶繁华，最终取代中原而成为全国的中心。迁到南方的中原各民族与南方汉人和百越各族相互融合。而在北方取得政权的胡族，也在文化上被逐渐汉化，胡汉隔阂渐渐消融。这一时期，是华夏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作为在中原具有绝对文化统治地位的汉族，同样也吸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髓，为后来隋唐时期的高度繁荣奠定了文化基因。
六、唐攻东突厥之战——华夏文明复兴之战
隋朝初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阿波可汗居住在都斤山（今新疆境内阿尔泰山）以西，称西突厥；沙钵略可汗居住在都斤山以东，称东突厥。隋朝末年中原混战不休，人民纷纷到突厥避乱，东突厥逐渐强盛。中原各集团为消灭异已，纷纷向突厥请兵，引兵入寇，如李渊借突厥兵兴唐，刘武周、梁师都借突厥兵进攻李唐。唐朝建立以后，突厥居功自傲，颉利可汗依仗兵马强壮，经常南下劫掠。唐朝由于中原没有平定，只能卑词厚礼，贿赂颉利，答应和亲请求。
武德七年（624年），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率全部兵力南下攻唐，李世民、李元吉率兵出豳州道抵御突厥。突厥兵1万余骑突然冲到在豳州（今陕西彬县）城西，唐军吓得面无人色，李元吉惊惧不敢出城作战。李世民率兵到两军阵前，先与突利可汗交谈，然后指责颉利可汗负盟背约，颉利可汗以为突利可汗与李世民合谋，才稍稍引兵后退。当时连日阴雨，突厥兵弓箭因受潮不能使用，唐军夜间偷袭，冒雨进兵，突厥兵非常惊慌。颉利可汗准备与唐军交战，突利可汗反对。李世民又对突利晓以利害，突利可汗与李世民结为兄弟，拜盟而回。颉利孤军无助，只好撤兵。
武德八年（625年），唐朝设置十二军，准备大举反攻突厥，派遣燕郡王李艺屯兵华亭，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军总管任环屯兵太行山，秦王李世民屯兵蒲州（今山西永济县），防备突厥。八月，颉利可汗率兵10万大掠朔州，唐将张瑾全军覆没。突厥兵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被任城王李宗道击败，颉利请和回兵。武德九年（626年），突厥又进犯原州、灵州、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北）、秦州（今甘肃天水市）、陇州（今陕西陇县）、渭州（今甘肃陇西县西南）。四月，唐将李靖与颉利可汗在灵州激战，突厥兵退走。七月，霍公柴绍又在秦州大破突厥兵，斩特勒1人，杀士卒1000余人，突厥遣使请和。八月，颉利、突利合兵10万犯泾州，进兵到武功，唐京城戒严。唐将尉迟敬德在泾阳打败突厥，斩首1000余级，捉获突厥俟斤阿史那乌没啜。颉利可汗在渭水北面列阵，李世民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隔渭水责备颉利负盟。突厥兵见状非常惊讶，纷纷下马跪拜。颉利见唐军旌旗蔽日，颇有惧色，愿意讲和。李世民与颉利在渭水便桥结盟，突厥兵撤归。
公元627年，唐太宗即位。此时颉利可汗信任汉人赵德言，变更突厥国俗，政令烦苛，突厥各部不满。颉利挥霍用度无限，对各部加重赋敛，部族大多叛去。由于连年征战，财困民贫，又遇大雪，牲畜很多被冻死，连年饥谨，部众冻馁，突厥势力渐弱。贞观二年（628年），突利可汗部下奚、霫、契丹等部族投降唐朝，受到颉利可汗的责备。突利可汗征讨薛延陀、回纥时兵败，被颉利可汗囚禁。因此，两人结怨相攻，势力进一步衰弱。
贞观三年（629年）秋，唐代州都督张公瑾上疏，列举六条可以攻打突厥的理由。太宗命李世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薛万徹为畅武道行军总管，统兵10万，由李靖指挥，分道出击突厥。
贞观四年（630年）正月，李靖率3000骑兵趁黑夜攻下定襄，李世勣在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大破突厥。颉利既败，卑词请降作缓兵之计，在铁山休兵息马，准备进入漠北。李靖与李世勣会师白道，合谋进兵。唐军乘夜出兵，李靖在前，李世勣在后。在阴山俘获突厥1000余帐。当时唐朝派遣的议和使臣唐俭正在突厥营中，颉利可汗毫无战争准备。唐将苏定方为前锋，李靖率大军随后进发，唐军奋击，突厥兵溃散，被杀死1万余人，俘虏10余万人，缴获牲畜数10万头，颉利可汗乘千里马逃跑。李世勣堵截突厥归路，颉利无法北归，各部酋长纷纷率众投降，李世勣俘虏5万余人。阴山之战，唐朝大败东突厥。颉利兵败后逃到小可汗苏尼失的居地灵州，苏尼失把颉利执送唐军，率众投降，突利可汗等纷纷降唐，突厥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者投奔西突厥，漠南之地遂空，东突厥灭亡。唐朝把东突厥降民安置在幽州至灵州一线，分突利可汗之地置顺、祐、化、长千州都督府，以突利为顺州都督统其部众；又分颉利可汗之地为6州，置定襄、云中二都督府，任命阿史那思摩为北开州都督，统辖颉利旧部，阿史那苏尼失为北宁州都督。
颉利可汗被俘后，突厥余部共推小可汗斛勃为主，打败薛延陀，在金山（阿尔泰山）之北建立牙帐，自称乙注车鼻可汗，收笼突厥散族，有兵3万人，势力复强。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派高侃率回纥、仆骨兵攻打车鼻可汗，突厥各部纷纷投降。唐朝在其地设置新黎等12州，分隶云中、定襄二都督府。高宗永徽元年（650年），高侃率兵出击，突厥诸部不服车鼻可汗调遣，车鼻遁逃，在金山被唐军捉获，其部众被安置在郁督军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抗爱山北），设置狼山都督府统辖。唐朝在此基础上设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统领各都督府，有效地管辖这一地区。
唐攻东突厥之战，消灭了来自北方的边患，为唐朝国力的迅速增强提供了一个和平安定的发展环境。伴随着经济的繁荣，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华夏文明迅速复兴壮大，并在东亚、东南亚广为传播，开始了这些地区的文化“中国化”历程。唐王朝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西方，再次迈出了经营西域，开拓中亚的脚步，中国也进入了历史上第二个鼎盛时期。
七、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由盛转衰的转折之战
由于唐王朝不断经营西域，开拓中亚，长期对外用兵，唐朝中期以后，府兵制度破坏，募兵制逐渐产生，驻守边防城镇的节度使大量招募军队，在其防地内逐渐取得了政权、财权和兵权，势力渐渐壮大，形成与中央抗衡的割据势力。相比之下，朝廷权力被藩镇割据势力分割，京师禁卫寡弱，不足以控制外地节镇之兵，形成外重内轻局面。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平卢、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以讨伐权相杨国忠为名，在范阳（今北京市）起兵反唐。安禄山叛兵由范阳南下，一路攻陷藁城、陈留（河南开封市）、荥阳，叛军田承嗣、安守忠攻占洛阳，唐军退守潼关，才阻住叛兵西进。
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西进进攻长安，唐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扼守潼关，采用以逸待劳战术阻击叛军。但玄宗屡次催促他出战，哥舒翰不得已出关与叛军决战，结果唐军大败，哥舒翰投降。潼关既破，长安已无险可守，玄宗仓皇逃往四川。
当叛兵攻下长安时，玄宗之子李亨逃到灵武，即位称帝，是为肃宗。唐将郭子仪率兵5万赴灵武，李光弼赴太原抗敌，肃宗政权始能立足。然而李亨任用志大才疏的房绾谋划军国大事，命他率兵收复两京。房绾于是分兵3路，向长安进发。他迂腐地效用古代车战之法，用2000辆牛车，两翼由步兵和骑兵掩护，与叛军安守忠在咸阳附近作战，敌军乘风纵火，拉车的老牛吓得四处乱窜，唐军死伤4万余人，部将杨希文、刘贵哲投降叛军，房绾只带数千人逃归灵武。
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史思明、蔡希德率兵10万两路围攻太原，唐将李光弼凭险固守。史思明造云梯、土山攻城，李光弼募人挖地道通到城外，把叛军攻城的人马云梯陷入地道中，又制造大炮，毙伤叛兵2万余人，史思明才率军稍稍后退。李光弼诈降，亲自率军挖好地洞，史思明正在准备受降，突然一声天崩地裂，叛兵千余人陷入地洞，顿时大乱，唐军乘势出击，杀伤1万余人。史思明留下蔡希德攻城，自己逃回范阳。李光弼选敢死士出攻，杀敌7万，蔡希德败逃，唐军取得了太原保卫战的胜利。
与此同时，尹子奇率兵13万攻打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南），唐守将许远向张巡求援，张巡自宁陵率兵进入睢阳城，与许远共同坚守。唐军只有6000余人，但却士气百倍，昼夜苦战，有时一天作战20次，杀敌2万余人，尹子奇率军回撤。三四月间，尹子奇再度围攻睢阳。张巡杀牛饷军，士卒感奋，全部出战。叛军见唐军人少，麻痹轻敌，张巡率军直冲敌阵，杀叛将30余人，士兵3000人，追杀数十里，大获全胜。此后双方相持于睢阳，张巡命令士兵夜间在城上列队击鼓，作出要交战的样子，叛军一夜不敢休息，唐军则在白天息鼓休整。如此数日，尹子奇不复防备，张巡率领勇将南齐云、雷万春10余将突袭敌营，直冲到尹子奇大帐，杀敌将50余人，叛兵5000人，尹子奇率兵撤围。七月，尹子奇第三次围攻睢阳，唐军因伤亡无法补充，又无援兵，城中粮食也用完，张巡只好固守拒敌。由于数月苦战，唐军只剩600人，孤立无援。张巡命南齐云赴临淮（今安徽泗县东南）向贺兰进明求援，但贺兰进明忌妒张巡成功，拒不发兵。叛兵见援兵不到，城中鼠雀都被网罗以尽，攻城更急，唐军将士力竭不能出战，城遂失陷，张巡、南齐云、雷万春等36将被害，许远押赴洛阳。
太原和睢阳保卫战，牵制了叛军大量兵力，对扭转战局起了重要作用。此时，唐将郭子仪率兵攻取凤翔，平定河东，肃宗由灵武进至凤翔，会集陇右、安西和西域之兵，又借回纥兵，收复两京。至德二年（757年）九月，唐军进攻长安，与叛军李归仁交战。唐军初战不利，为叛军所败，李嗣业袒胸持刀，身先士卒，唐军手执长刀，排阵推进，所向披靡，叛军大败，被斩首6万，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唐军乘胜收复长安。广平王李俶与回纥王叶护、唐将郭子仪等率军兵进洛阳，安庆绪杀所获唐将哥舒翰、许远等逃回河北，唐军收复洛阳。
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杀安庆绪，自称大圣燕王，史思明由范阳率河北诸郡兵南下攻占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唐将李光弼在河阳（今河南孟县）拒战。史思明攻打河阳，命勇将刘龙仙出战，唐将白素德追杀龙仙，叛军惊恐。李光弼又命唐军烧毁叛军布置在黄河中的船只，造浮桥炮击叛军，叛将高庭晖、李日越、董秦都投降唐军。史思明亲自率兵攻河阳，叛将周挚攻北城，唐军奋击破敌，杀死千余人，俘虏500人，周挚遁逃，史思明见大势已去而退走。
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史朝义杀史思明，自立为帝。史朝义率兵攻宋州（今河南商丘市），为唐将田神功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唐代宗即位，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协同李光弼讨伐史朝义。唐军在洛阳北郊大败叛兵，杀获甚众，史朝义败归河北，唐将仆固炀又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县）取胜。宝应二年（763年），史朝义败走范阳，穷困自杀，延续8年的安史之乱被平定。
安史之乱，直接导致了唐王朝的衰退和失掉经营了几十年的西域，华夏文明从此退出中亚。早在安史之乱前四年，3万唐军虽在怛罗斯一役中败于17万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军，但并未动摇唐朝在西域的势力和影响，凭借当时的强盛国力，唐王朝重回中亚只是个时间问题。然而由于安史之乱，唐王朝国力大损，不仅无力经略西域，而且为镇压叛乱，将安西、朔方等以御外为主的边防部队也调入内地，西部边防空虚使得吐蕃乘机夺取西域安西四镇。不仅葱岭以西，即使西北数州也菇毛左衽。在中亚，唐朝的各属国向唐朝求援，而唐朝因国力大衰，对于这些求援有心无力均未答应，最后只能无奈的放弃在中亚与阿拉伯帝国的争夺，听任这些国家相继臣服黑衣大食，并开始伊斯兰化历程。后世的华夏子民，从此就只能从雄壮豪迈的前唐诗中，再见塞外遥远逝去的汉唐西域了。
八、山海关石河大战——影响深远之战
明朝末年，天灾流行，西北年年旱荒。为防范崛起于东北的女真人不断的南下抢掠，明王朝不断加重赋役，将国家的大部分税收和精锐军队用于拱卫京师的最后一道屏障山海关上。这一时期，明朝布置在山海关内外的兵力达到十三、四万之众，总兵六员，副将十二员，大小将领一千五百余员。虽然阻止了清军对北京的威胁，也更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各地饥民纷纷起来反抗朝廷。崇祯十七年（1644年），规模最大的一支农民军李自成从居庸关向中原长驱直入，攻入北京，明帝崇祯死社稷。
李自成进京后，意识到驻兵山海关的明宁远总兵吴三桂之向背对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由于农民军入京后将领无心再战、士兵沉溺享受来，于是李自成以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为人质，派人劝降吴三桂。吴三桂无奈，决定投降农民军。但当吴三桂率部进京谒见李自成，行至永平府（今河北省卢龙县）西沙河驿时，却突然调转马头，再次返回山海关，并遣将向清军统率睿亲王多尔衮借兵。对于吴三桂降而复反，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农民军入京后，实行追赃助饷的政策，拷掠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导致吴三桂反悔；另一种说法认为吴三桂因其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军将领刘宗敏掠去而怒改初衷，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冲冠一怒为红颜”。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中途返回山海关，十分震怒，亲自统率二十万大军向山海关进兵。吴三桂得知消息后，非常惊慌，再次遣副将携告急书向清军求援。4月19日，李自成农民军抵达山海关，布阵于石河两岸，北起角山，南达石河口，并派明降将唐通领兵二万首先夺取山海关的左翼军事要塞一片石关。清军十余万早于4月9日就由多尔衮率领向山海关进发，为防中计，同时也要挟吴三桂，因为形势对吴三桂越是急迫，就越有利于多尔衮讨价还价，所以一路行动迟缓，4月21日才到达山海关，驻兵城东的欢喜岭。在行军途中，清军攻占一片石关，唐通败走，农民军的左翼要隘丢失。4月21日，李自成农民军与吴三桂明军在石河大战，农民军采取三面夹攻的战术，分兵围攻西罗城、北翼城、东罗城。这一天的战斗，农民军占了优势，吴三桂明军几近不支。
崇祯十七年（1644年）4月22日晨，吴三桂鉴于形势危急，强冒矢林弹雨，率数骑出城赴欢喜岭见多尔衮，与其进行了一场紧急谈判，请他立即发兵。谈判内容现在已不得而知，一般认为他们是以扶明太子为帝，用裂土封疆酬谢清军的条件成交的。吴三桂随即返回山海关，率5万余明军人出战，同时下令开城迎清军，清军分三路入关。农民军则在关内石河以西“北至山，南至海”排成一字长蛇阵，与吴三桂展开决战。李自成动用了全部兵力，吴三桂亦是倾巢而出，清军则是以逸待劳。双方在大风忽起的飞沙走石中麈战厮杀了大半天，直至下午时分，吴三桂开始支持不住了。就在他精疲力竭，明军处于崩溃之际，多尔衮抓住时机下令突击，清军如弦上之箭锐不可当。李自成立马于高岗之上，见清军冲破农民军阵势，急忙策马下岗西逃，农民军也在一片“满兵来矣”的惊呼声中全线溃退，被冲过来的清军压向海边，以致“死尸相枕”伤亡惨重。李自成在范家店处死吴襄逃回北京，于4月29日在武英殿称帝，次日，撤出北京。十多天后，清军进入北京，引狼入室的吴三桂势单力薄，投降了新建的清朝。
明清之际的山海关大战，是明、清两个王朝更替的关键性一战，也是李自成农民由胜利转为失败的转折点。如果没有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清朝不会如此顺利的夺取中原政权，李自成农民军以及各地的抗清义军也不会失败的如此惨烈，南明政权也不会灭亡的如此迅速。随着清王朝的建立，中国从此关上了国门，华夏文明面向世界开拓创新的脚步，在即将跨进新世纪的门槛时嘎然而止。等到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之时，麻木而又自负的炎黄子孙这才发现，世界已把中国远远甩在身后。
九、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国土不容分割之战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由于明朝末年大陆战乱不已，明王朝无力东顾，台湾、澎湖的防卫力量逐渐削弱，给外敌窥伺造成可乘之机。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以贸易、通商为名，对我国沿海各地进行袭扰。天启四年（1624年）在台南附近的台江登陆，侵占了台湾地区。崇祯十五年（1642年），荷军在台湾北部击败西班牙殖民军，霸占了整个台湾，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明亡后，南明政权继续坚持抗清，郑成功投笔从戎，退守金门、厦门一带，在东南沿海坚持反清复明的战争。永历十三年（1659年）十二月，一个名叫何廷斌的人，从台湾来厦门求见郑成功，控诉了荷兰殖民者的种种暴行，希望郑成功把台湾同胞从荷兰压迫下解救出来。他还把荷兰殖民者的情况透露给郑成功，并把台湾水道及要塞设防情况绘成地图，表示愿为向导。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李定国联合南明抗清战败逃亡缅甸，大陆各省基本被清军占领。郑成功感到形势紧迫，只有收复台湾，连接金门、厦门，然后进则可战而复中原，退则可守而无内顾之忧。于是作出了进军收复台湾的决策。
永历十五年（1661年）三月初一，郑成功在金门举行隆重的誓师仪式。二十三日中午，郑成功亲率第一梯队2万人战舰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浩浩荡荡向东南挺进。黄安等率第二梯队次战舰20余艘，部队6千人跟进。次日清晨，舟师占领澎湖。三日后，郑军继续东征，进至柑桔屿海面时，遭风雨所阻，被迫折回。
三十日，郑成功留下3000兵力驻守澎湖，率领舰队，冒着暴风雨横渡海峡，于四月初一日拂晓航抵鹿耳门港外。由鹿耳门外海进港有两条航路：一条是南航道，口宽水深，但有敌舰防守，陆上台湾城又置重炮瞰制航道，不易通过。另一条是北航道即鹿耳门航道，门阔仅里许，水中沙石淤浅，舰船触之立碎，仅一线可容三舟并进，水路长数十里，横渡可至赤嵌楼。由于航道水浅，荷兰侵略者事先又用破船堵塞，因而只有涨潮时才能通过。郑成功决定由北航道突入。四月初一中午，海潮大涨，郑成功乘机率队进发，大小战舰顺利通过鹿耳门，进入内海，将舰船分布在台江之中。台湾城上的荷军以为中国船队一定会从正面进攻，所以只在南航道岸上准备了大炮。郑成功偏偏从鹿耳门开进台江，避开了敌人的火力。荷兰军队对郑军这种出乎意料的行动惊慌失措，来不及调整大炮，只好仓促出动夹板船到海面阻击，郑军水师冲过荷军防线，先在赤嵌楼以北的禾寮港登陆，接着在鹿耳门方向登陆成功。
郑军登陆后，荷兰侵略军凭借船坚炮利和城堡坚固，从水陆分兵，乘郑军立足未稳，实施反击。海面上，荷兰侵略军以四艘舰船阻击郑军，郑成功以60艘战船把荷舰包围起来，双方展开激烈炮战，击沉敌主力舰一艘，炸毁甲板船一艘，其余逃走。在陆上，荷兰舰长贝德尔率领240名士兵向郑军反击。郑将陈泽率4000人，以大部兵力正面迎击，以七八百人迂回到敌军侧后，前后夹击。结果，贝德尔毙命，荷军被歼180多人，只有少数人逃回台湾城。荷兰侵略军海陆两战失败后，仍企图固守赤嵌楼、台湾城这两座孤立的城堡。郑成功一面派兵切断荷军水陆交通，一面乘胜进攻赤嵌楼。台湾人民也纷纷自动武装起来，协助郑军。四月初四，赤嵌楼的水源被台湾人民切断，描难实叮被迫率部投降。四月初七，郑成功除留一部兵力扫清其他地方的残敌外，亲自督师围攻台湾城。
台湾城城高墙厚，守备完善，郑成功采取正面进攻和翼侧迂回、水陆配合的战法。四月初四，派兵一部从左翼侧逼近台湾城，击败迎击的荷军。四月初七，又指挥将士渡海从南端进攻台湾城。这时，困守在城内的侵略军只有870人，退据堡垒继续顽抗。郑成功调集28门大炮运入市区，向台湾城猛轰，摧毁台湾城大部胸墙，击伤许多荷军。揆一不顾一切列炮于城上，集中轰击，迫使郑军后撤。
郑成功鉴于台湾城池坚固，强攻一时难以奏效，为减少伤亡，决定改取长围久困、且耕且战的方针。五月初二，郑军第二梯队抵达台湾，从台湾城南面逼近该城城堡。郑军兵力得到加强，供给得到补充，遂从五月初五开始，在所有通向城堡的街道都筑起防栅，并挖了一条很宽的壕沟，围困荷军。同时准备了攻城器械和炮具。
五月二十八日，巴达维亚荷军得知荷军在台湾战败的消息，即调集700名士兵，10艘战舰，赶赴台湾增援，七月初五到达台湾海面。闰七月二十三日，双方在海上接战，郑成功亲统战舰在海上迎击，将敌舰包围，经一小时激战，击毁、烧毁荷舰两艘、俘小艇三艘，毙敌100多名。其余荷舰逃往远海，再也不敢靠近台湾。因海上失败，荷军在陆上未敢发起进攻即草草收兵。被围荷军粮饷匮缺、士气低落，不少士兵吃了发霉的食物而中毒，战死饿死者众多。在围困台湾城8个多月并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之后，郑军发起总攻。十二月初六，攻占城外重要据点乌特利支堡，然后居高临下，向台湾城猛烈轰击，揆一见大势已去，于十二月十三日率部投降。至此，沦陷了38年的台湾又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战争，结束了荷兰侵略者对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使台湾再次回归中国版图，捍卫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在国破家亡的时候，郑成功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不愧是一个功及千秋的民族英雄。
十、第一次鸦片战争——丧权辱国之战
清王朝对内不思改革进取，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日益落在世界文明的后面。从18世纪初开始，英国商人便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自1800年起，鸦片开始大量输入中国。英国鸦片贩子不顾清政府禁止鸦片入口的禁令，贿赂清朝官吏，勾结中国私贩，走私的范围遍及整个东南沿海。由于鸦片的大量输入，中英之间的贸易逐渐发生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而白银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银贵钱贱，严重损害了清朝财政，也使民众深受其害。朝野上下严禁鸦片的呼声日趋高涨。清道光皇帝意识到鸦片输入将造成军队瓦解、财源枯竭，便于1838年12月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林则徐于1839年6月3日至25日，将从鸦片贩子手中收缴的走私鸦片两万余箱在虎门海滩全部销毁。
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作出“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的决定。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议会正式通过发动战争的决议案，派兵侵略中国。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舰船40余艘及士兵4000人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
1840年6月28日，懿律下令封锁珠江口，并立即启程北上，夺占定海。7月初，英军驶经福建海面，炮轰厦门港。7月6日，英军占领定海。
7月28日，义律率英舰8艘，驶离舟山群岛北上，于8月9日进泊天津大沽口外，8月15日向清政府递交照会、施加压力。道光帝接到照会后，得知英国要求赔礼道歉、偿还烟款、割让岛屿等。道光听信谗言，以为是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办理禁烟之事不善才引起英军入侵，只要惩办林、邓等人，英国就会退兵。于是，他要琦善向英方表示要重治林则徐。8月30日，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会谈。英方因当时军中流行疫病，不便采取军事行动，乃于9月15日起碇南返，并同意在广东继续与清朝谈判。9月17日，道光帝任命自夸退敌有功的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并同时将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查办。
11月末，琦善到达广州，将珠江口防务设施撤除，水勇、乡勇遣散，以讨好英国侵略者。在谈判过程中，琦善对义律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一一许诺，只对割让香港一事，表示不敢作主，答应向道光请示。义律决定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841年1月初，向虎门沙角、大角炮台发起进攻，清军英勇抵抗，打死打伤英军100余人。但由于清军防守兵力不足，琦善又拒发援兵，两个炮台终于失守。副将陈连升父子以下600余人阵亡。义律在1月20日单方面抛出《穿鼻草约》。《草约》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6天之后，英军强行占领香港。
1841年1月27日，大角、沙角炮台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甚为恼怒，当即决定对英宣战。他任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1．7万人开赴广东。于是，广东的谈判停顿下来，中英双方又进入战争状态。
义律获悉清廷向广东调兵遣将和对英宣战的消息后，便立即命令英军备战，准备进攻虎门和广州，以先发制人。2月19日，英舰开始向虎门口集结，2月26日清晨，英军3000多人向虎门炮台发动猛烈攻击，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英勇抵抗，琦善拒绝派兵增援。由于寡不敌众，关天培和守军数百人壮烈牺牲，虎门炮台失守。英舰驶入省河。2月27日，英军攻陷乌涌炮台。3月2日，英军又陷猎德炮台，逼近广州。
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到达广州，但各省调集的兵勇没有到齐。义律也因兵力不足，不敢轻易进攻广州。在此情况下，义律与杨芳出于各自的考虑，达成临时休战协议。
4月，奕山及各省军队1．7万余人先后齐集广州。奕山于5月21日夜贸然向英军发动进攻，分兵三路袭击英军。由于英军早有准备，所以没有收到什么战果。22日黎明，英军乘顺风发动进攻，向清军猛烈发炮轰击，清军溃败，英军乘势进攻广州城，占领城北炮台和山冈，居高临下，发炮轰击城内。万余清军收缩城内，奕山等高级将领惶惶无主，乱作一团。5月26日，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次日，订立屈辱的《广州和约》。条约规定：奕山、隆文、杨芳以及全部外省军队，六天内撤至离广州城30公里以外的地方，一周内交出“赎城费”600万元，款项交清后，英军全部撤至虎门口外。
1841年5月，英国政府获悉义律发布《穿鼻草约》的消息后，认为这个条约所得到的侵略权益太少，决定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前来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而此时的清王朝却误以为战争已经结束，于7月28日通谕沿海将军督抚，酌量裁撤各省调防官兵。8月，璞鼎查到达香港，不久即率兵进犯厦门，总兵江继芸力战牺牲，厦门陷落。道光帝接到厦门失守的奏报后，才意识到战事并未停止，于是下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停止裁撤军队，加强防守。
英军攻陷厦门后继续北犯，9月，英军侵犯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率领守军英勇抵抗，以身殉国。10月1日，英陆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登陆，定海失陷。英军攻占定海后，继续进攻镇海。10月10日，英军占领镇海招宝山、金鸡山炮台。浙江提督余步云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贪生怕死逃往宁波。裕谦率部死战，后见大势已去，投水自尽。守军伤亡惨重，余部弃城逃走，镇海遂于当天下午落入敌手。10月13日，英军又攻陷宁波。
清政府为挽回败局，于10月18日任命协办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和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前往浙江，并从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等省调集军队。奕经携带大批随员南下，一路上游山玩水，勒索地方供应，直到1842年2月才到达浙江绍兴。
3月上旬，各省援兵到齐。奕经等认为兵力已厚，决定采取“明攻暗袭，同时并举”的方针，一举收复定海、镇海、宁波三城。具体部署是：水路（东路）以乍浦为基地，陆续渡海，潜赴舟山各岛及定海城内外，预为埋伏，候期举动。陆路（南路）分为两支：一支集结在慈溪西南15公里的大隐山，准备进攻宁波；另一支集结在慈溪西门外的大宝山，准备进攻镇海。
英军对清军的作战意图已有所了解，并作了相应准备。3月10日夜，清军攻击开始。从大隐山出发进攻宁波的一路一度冲入城内，但在英军阻击下不得不陆续撤出战斗，反攻宁波没有成功。进攻镇海的一路，由于英军已有准备，清军虽经三次冲锋，也没能攻入城内。水路进攻定海的计划也没有成功。
清军反攻失败后，主力集结在慈溪大宝山和长溪岭一带。英军决定乘胜发动新的进攻。3月15日，英军进攻慈溪，占领大宝山、长溪岭清军营地。清军退往绍兴。3月20日，奕经逃回杭州。为推卸战败责任，他在奏折中除强调英军“船坚炮利”外，还大肆诬篾浙东到处汉奸充斥。浙江巡抚刘韵珂则提醒道光皇帝注意国内人民可能趁机揭竿而起。道光帝鉴于广东和浙东两次反攻均遭失败，又害怕人民起义，于是在对英态度上由忽战忽和转而采取一意求和，并派耆英、伊里布赶赴浙江前线，办理乞和事宜，并准备释放英俘。但是，此时的英国侵略者认为议和的时机还未成熟，还不足以胁迫清政府接受它的全部要求，决定继续进攻。
1842年5月，英军为了集中兵力，退出宁波、镇海，进犯海防重镇乍浦，17日乍浦陷落。6月16日，英军向吴淞炮台发起进攻。两江总督牛鉴闻风而逃，士气大受影响。江南提督陈化成亲自操炮轰击敌舰，最后和守台士兵百余人一起战死。吴淞口失陷，英军随即侵占上海。
英军攻陷吴淞口后，清廷一面催促耆英、伊里布等由浙江驰赴江苏，加紧议和，一面加强天津地区防务，防止英军北犯，而对长江下游的防务，仍未给予足够重视。7月下旬，英军进攻镇江。副都统海龄率领守军奋起抵抗，与敌人展开巷战和肉搏战，许多清军宁死不屈，有的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与敌人拚死搏斗，直至牺牲。海龄督战到最后，也自杀殉国。镇江随之失守。
镇江失守后，英国军舰于8月间闯到南京江面。耆英、伊里布等赶到南京议和。在英国侵略军的胁迫下，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订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第一次鸦片战争，彻底暴露了清王朝的愚昧与腐朽，曾经让世界敬畏的中国，如今却成了一只一捅就破的纸老虎，这深深的刺激了对中国觊觎已久的其它列强，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无数个国家空手而来满载而归，无数的财富流失他乡，无数片故土沦为异邦；华夏民族，华夏文明，由此踏上了一条苦难与辛酸的求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