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步园

本报记者　陈建辉

对话人物:吴祖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真空器件工程专家。他先后参与创办南京华东电子管厂、成都红光电子管厂和咸阳彩虹显像管厂，为我国日光灯管、黑白显像管和彩色显像管等电真空器件的研制，开发，到大量生产做出了重大贡献。

战略问题：理论和应用谁重要

记者：多年来，科技成果如何转化为生产力一直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您在生产第一线从事科技工作60多年，并有在前苏联、美国、日本、法国和荷兰等国工作、学习和考察的经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应该更深刻和实际。

吴祖垲：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这是一个关系我国工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大问题。我认为，首先要明确科研的方向，到底是应该重“理论”还是重“应用”？这是一个国家的科技决策的战略问题。

这方面，我自己有切身体会。早在1956年时，我参加了我国12年科学规划，那时科学院系统和电子工业部门对发光材料就有不同的看法。工业部门认为，对发光材料的研究应着重阴极射线发光及光致发光，主要是当时用这两大类材料的日光灯在美国已大量生产，彩色显像管已开始生产，这两种用途宽广的材料的质量改进、品种的发展，将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当时科学院则认为这两大类材料早已成熟，没有研究的必要，而应该对作为新型材料的电致发光材料的发光机理进行深入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阴极射线及光致发光材料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尤其是在1963年美国Sylvania公司研制成功红色稀土发光材料（YVO4:Eu）用于彩色显像管，可使白场发光效率提高1-2倍；随着稀土发光材料不断发展，现在又用于紧凑型日光灯(亦称节能灯)，提高了发光功率，改进了性能。如今彩色显像管及彩色显示管的全世界年产量已达2。5亿多只，产值接近250亿美金，另外，日光灯和节能灯全世界的年产量也已超过40亿只，产值大约接近100亿美金。相反，电致发光材料却发展不快，前些年其途局限于仪表显示和体育场馆的计分牌及少数军用产品而已，其产值仅数亿美金，时间过了近50年，最近OLED才有了新的进展。这个事例提醒我们，科研的方向应该着重于应用，而不是着重于以发表论文为目的的理论研究。

关于这个问题，已故的两院外籍院士田长霖博士1983年在西北工业大学演讲时说过一段话，就很有说服力。他说：“英国获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人数较多，但是它在发达国家中，工业是最落后的，我们不要向它学；法国觉悟较早，转向重视应用研究，所以它的工业发展比英国快；美国有钱，舍得在科研上花钱，我们不能向它学；日本重应用，重视生产技术的研究，所以它的工业发展很快，日本的彩电、半导体工业、汽车工业已超过美国，电子计算机和航空工业亦将赶上美国，我们应该向它学。”

核心问题：科研与生产“两张皮”

记者：近20年来，我国非常重视科研工作，投入不断增加，成果成千上万，可是真正转化为生产力的比例却很低，您认为还有什么原因？

吴祖垲：科研体制是科研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生产力的核心问题。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科研体制改革，但科研与生产互相脱节，“两张皮”问题仍然严重。我把这一现象概括成“一是头重脚轻根底浅，二是两断层”。所谓头重脚轻根底浅，就是说我国的科研上层非常庞大，有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系统、工业部门的研究所，还有大专院校的研究所。然而在基层却很少或没有相互匹配的开发试验机构。所谓两断层，即科研部门和工业部门各不相关，没有正常的渠道相通，这是第一个断层；工业部门有不少的研究所，但是大中型企业却很少有开发试验部门与之相适应，这就是第二个断层。例如，原电子工业部上层有50多个研究所，但工厂有开发试验机构的不多，有的是名存实亡，呈倒金字塔形。这种“两张皮”现象导致科研单位游离于企业之外，企业创新能力较弱，在技术上不能持续进步，产品的性能和价格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记者：发达国家存在“两张皮”问题吗？

吴祖垲：发达国家也有，但很少。这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的科研系统呈金字塔形。它们也有国家的研究院所，但大量的科研实体却集中在大中型企业里，80%的科研工作在大企业中完成。从工业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试验、试生产到大量生产都在一个系统里完成的，企业的开发试验机构非常庞大和完备，所以科研成果就能很快地转化为商品生产。几年前我曾查阅了日立公司的组织机构，日立公司在全球50家大企业中名列前茅，其产品既有重型机械、原子能发电站、火力发电站，也有家用电器、计算机、IC及半导体等电子器件。由于产品种类多，所以日立公司有近10个研究所，如中央研究所、日立研究所、能源研究所、机械研究所、生产技术研究所、微电子设备研究所等等。在各事业部还有专门的开发中心，下属的大工厂里还有开发试验部。

在发达国家，如果科研单位的项目有明确的产业化目标，那么项目开始时，生产单位的科技人员就会参与科研工作，到了一定阶段，科研部门的科技人员就到生产单位共同搞开发试验，直到试生产。

现实问题：引进和创新不协调

记者：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表明，2003 年我国研发投入1539.6 亿元，其中各类企业投入 960.2 亿元，占62%。相对来说，企业的研发投入已经不低了，可为什么企业的研发能力仍然较弱？

吴祖垲：企业的研发投入有不少水分。由于自身研发能力的局限，绝大多数企业走的是“引进型”的技术创新路子，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使我国工业和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其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技术引进的过程中，多数企业的主要资金和精力用于硬件设备和生产线的进口，忽视技术专利和专有技术的引进，缺乏对引进技术的系统集成和综合创新。分析数据显示，我国大中型企业引进技术的费用往往比消化吸收费用高10多倍。

只是借鉴，没有创新，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这是我国目前工业发展中的一个软肋。如果一个企业只引进而不消化吸收和创新，势必陷入“引进――过时――再引进”的恶性循环，将长期依赖国外，非立国之本。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作为“世界工厂”，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地方。我国彩色显像管工业之所以能有所发展，关键是咸阳彩虹彩色显像管总厂在建厂开工时就实现了零部件及其主要原材料国产化，使彩管成本大幅度下降，在世界市场上有了很大的竞争力，在引进消化或创新上迈出了一大步。但新品开发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很大的进展，近年来才有所改变。

记者：说到彩管工业，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中国和韩国的显像管产业都是从日本引进技术起步，为什么中国进步不大，而韩国在许多方面已超过日本？

吴祖垲：我国生产黑白显像管早于韩国5—6年，彩管几乎与韩国同时从日本引进，如今韩国不仅在中国大陆建厂生产彩管，而且其等离子显示屏、液晶显示屏技术已接近或超过了日本和技术发源地美国。为什么中韩两国会有如此大的差距？这是因为韩国在引进技术时下了大本钱，聘请了许多日本专家协助，建立起了自己的研发体系，具备了自力更生开发新技术的能力。而我国企业却不停地引进先进技术，较少自主创新。一个日本专家在深圳说过一番让我刻骨铭心的话，他说：“你们中国人(大概指深圳的)现在都在享福，我们日本人象你们现在情况的时候，还在吃苦，美国人偷懒，今天的事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我们日本人今日事今日毕，而韩国却说我们日本人偷懒。”可见韩国人比日本人还能吃苦。我们中国人真该警醒了。　

基础问题：高技术不是空中楼阁

记者：10多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发展高技术，实现产业化。可是现在回头看看，我们会发现，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似乎并不尽如人意。这是为什么？

吴祖垲： 我们有不少人高呼高技术，殊不知高技术仍是靠坚强和完整的基础工业来支持的，如果高技术产品的核心零部件和元器件要依靠进口，那是来料加工，是虚的高技术，是空中楼阁。

基础工业指的是化学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及某些轻工业，现在连建筑在这些基础工业之上的电子工业亦成为了基础工业。美国的高技术为什么容易转化为生产力？那就是因为美国有强大基础工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实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时，炼铀的技术就是采用的美国西屋公司的现成技术，大大加速了原子弹的试验成功并投入生产。40年代初，西屋公司为提高钨丝白炽灯的发光效率，设法以铀丝来替代钨丝。铀虽然提炼出来了，但它的熔点却比钨丝低。这种设想虽然失败了，但西屋公司却掌握了炼铀技术，为原子弹的研制打下了工业基础。这样的例子很多，如：美国RCA公司试制成功彩色显像管，大量投产时，要用一种有机膜材料改进产品质量，它就采用了另一家公司现成的聚丙烯酸树脂的共聚物，使得彩色显像管很快就投入了生产。而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试制彩色显像管时，一切都需要从头做起，其难度可想而知。

记者：从您举的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基础工业也有高技术。

吴祖垲：是这样的。基础工业还有精益求精和专业化生产的问题。1937年我大学毕业就到湖南一个电子管工厂工作，当时用到了美国Acheson公司的石墨乳，过了51年后我在咸阳彩色显像管厂又发现用于彩管屏幕涂黑底的石墨乳，亦是从美国Acheson公司进口的，但是质量提高了，它的石墨乳制造实际上已经采用了纳米技术。这家公司成立于1907年，迄今近100年了，它之所以能存在，就是依靠技术不断进步，精益求精。

同样，爱迪生发明白炽灯迄今己100多年，美国GE公司和荷兰飞利浦公司都以白炽灯起家，它们精益求精，坚持电光源不放，不断提高发光效率，延长使用寿命，不断发展新产品，从炭丝灯改为钨丝灯，从真空到充氮，从充氮到充氩气，而到充氪气，还有卤素灯。气体放电灯从低汽压放电的荧光灯发展到超高压UHP的水银灯和高强度汽体放电HID灯。某些特殊的荧光灯如CCFL正是用在TFT-LCD为背景光源，UHP及HID用于高端背投电视，LCOS及DMD,而且UHP及HID两种光源的寿命严格的讲仅4000小时，每只的零售价为350-400美金，以上这些特殊光源都是高端显示器的重要元器件。你能说这些基础工业没有高技术吗？

在我国，工厂为了提升级别，灯泡厂改为电子管厂，将灯泡逐步由国营厂转交给地方国营厂，又转移到乡镇企业，产品质量不断下降。最近我在深圳买到了一只白炽灯，才用了不到40分钟就寿终正寝了。依照这样的思路，我国的基础工业很难强大起来。因此，我们在发展高技术的同时，对基础工业还得有的放矢，进行补课。

根本问题：决策者的决心

记者：请您谈谈人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的作用？

吴祖垲：一个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生产力，与决策者有没有决心以及决心的大小，有着很大的关系。我国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研制成功“二弹一星”，是与我国的最高领导的决心分不开的。美国原子弹的研制也一样。当时专家们提出了5种方案分离U235，为了争取时间，5种方案同时进行。其中的一个方案是采用强电磁场分离的方法，强的电磁场要用到大电流的线圈，那就需要良好导电率的导线。那时还没有超导材料，只有用银为导体。美国政府就把国库中的所有银锭拨给有关部门，制成银质线来产生强大的电磁场，最终制成了原子弹。

　 　现在大家都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真正落到实处时，有的领导宁愿把钱花在搞形象工程上，也不愿意投资见效慢的科技开发。这个问题，应引起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