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步园

    受访者：徐星

    采访日期：2001年7月26日

    采访地点：徐星住处，一座居民楼的地下室

    不论如何定义“现代”、“先锋”，我们提到当代中国文学史时，不能不说到1985年在《人民文学》上横空出世的两部作品：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

    王朔在回顾自己的文学生涯时说：和他（自指）同时代作家比起来，起点不算高。在刘索拉写出《你别无选择》，徐星写出《无主题变奏》，莫言写出《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马原写出《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的时候，他在写什么呢？在写《空中小姐》。这是什么东西？通俗言情故事而已。

    新锐作家回忆丁天：我吧，反正这个，就十几岁的时候，十二三，十三四吧，都是读着这个徐星啊，马原的小说，可以说长大的吧，然后才开始写小说。反正那时候吧，也是特别想，就是像他们一样，做一个自由的，愉快的人，过一种无用的生活。

    这多少可见到一点儿徐星当年的影响。

    徐星瘦高，不像想像的那么强壮。因为是在地下室，屋里有点儿暗。光线从窗外透过草丛照进来，倒也生意盎然。房间内的东西不太整齐，一排书柜占了北墙。

    徐星病着，感冒引起了炎症，腰部得了俗称“缠腰龙”的病，疼得很，他说，夜间会疼得叫出来。徐星撩起衣服让我看，肚子上果然有疹状的小包，“如果从前到后，缠成完整的一条，这人就完了。”徐星说着，倒还乐观。

    徐星上午刚去了派出所，主要是催问一下住所遭窃的案子破了没有。谈话就从他今年春天的遭窃说起。那是二月间，为方便楼房改建，他所在小区的一处铁栅栏打开了。“以前我出门甚至出国，这屋子就是随便一锁，从没出过事。这次一定是人家反复侦察清楚了，偷得很干净，连西服、皮鞋都没放过，电视、电脑及所有电器，一扫而光，只有书柜里的书没动。最让我心疼的还不是那些大件，而是我集的那些邮票——我集邮有三十年历史了。”

    徐星现在桌上的这台电脑，是朋友们听说他遭劫后为他攒的，显示器、主机、打印机都是不同人凑的。

    采访是针对他16年前那部轰动一时的小说《无主题变奏》而去的，对话像屋里的自然光一样随意。“这样挺好的，聊聊当时的事儿，不是谈文学。文学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徐星吐着烟圈，回忆到往事深处时，不时站起来踱着步。

    限于篇幅，记者将提问省去，全篇成了徐星的自白。

    我是全聚德门口扫地的

    1956年我出生在北京，是咱地道的北京人。1975年去志丹县插队，干了几年。在那儿是真苦，没完没了地吃土豆，没别的可吃。在那儿，我把一生的土豆都吃完了，至今都没法再吃了——这让我在国外时可受罪了，举目又是土豆。1977年当了兵，1981年复员。回家过了一阵，到北京全聚德烤鸭店上班，就在和平门那家。我开始在那儿当服务员，干了不到一年，就把我“发”去大门口扫地了。那时候我们全聚德烤鸭店可是很重要的地方，常有领导人露面。那时老百姓要想吃上一顿可不容易，发号，门口每天都是排大队的。

    那时我也不好好干，上班想去就去，不想去不去了。

    当兵时开始写东西，诗，剧本，小说……整个一文学青年。不过从没发表过东西，自己也从来不读文学杂志。从内心讲，我看不起那些刊物上的作品，也不相信那上边有好东西。八十年代的文学总的来说让人汗颜，那些东西政治味很重，很概念化，文学性还不强。当然这在那个时代是必然的。

    我在烤鸭店挺自在的。那时干部群众的分别也不明显，待遇嘛也都差不多，喝酒免费。我是天天喝，上班前就喝，不醉不上班。领导看谁不顺眼，也不能把谁给“开”了。那时候，要是一个工人被开了，是破天荒的大事了，几乎就可以说，他出了单位就进局子了。

    可是渐渐地，我受到了刺激。刺激来自我的一些朋友，“发小”。

    那个时代，社会上最兴的是什么？是学习。全民都在学习啊。那时一见面，不是问你干什么呢、吃什么了，而是问你在学什么呢。我的那些一起长大的朋友们，不是上了大学，就是在上夜校或什么学习的班，没人闲着，好像不上学就对不起谁。

    朋友一见面就说：你怎么还干这个？一点儿不求上进？就当一辈子跑堂？

    后来我就更“惨”了，连跑堂领导都不让当了，让我去大门外扫地，当清洁工。就这样我仍没觉得有什么不好。人各有各的生存价值，何必要和大家一个样？为什么要用别人的价值来判断我的？我一直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看书、写作……这就是堕落吗？这就低人一等？非要把三教九流分成三六九等？

    这种“不明白”的情绪，占据了我回京后的一段生活中。

    那时我写的一些东西，也在朋友间传看，还曾传到中央音乐学院、戏剧学院的学生们那儿。我只是为了好玩，和整个文学界一点关系没有。《无主题变奏》是我1981年就写的，写完了也是在朋友间传看，后来放在一个写作的朋友那儿。

    平生第一次骑着车去投稿，还喝多了

    1985年三、四月份吧，我去一个朋友那玩儿，在她的钢琴上看到一本《人民文学》杂志。无意中翻了翻，看到了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我真的是又惊又喜。惊的是中国文学居然也能发这种东西？它在我看来是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喜的是，这种东西我也能写嘛。

    我想了想，把《无主题变奏》从朋友那要回来，抄抄改改了一下，没怎么大动，就想去投稿。

    长那么大，我从来没投过稿，也不知怎么投。听说虎坊桥那儿有个编辑部，也不知是什么刊物的，骑车就奔那儿去了。找到了门口，看门的老大爷把我堵住了，问我干什么。我说是投稿的。他一本正经地问我写的是什么稿，是诗还是小说。我回答是小说。他说，那你来错地方了，你去东四十条的《人民文学》吧。

    我道了谢，骑车又奔东四，才知道我刚才去的是当年的《诗刊》编辑部。

    那天还是有点醉了，骑得不快，到了《人民文学》已近中午了，编辑部里只剩一个人了，他也正收拾饭盒要走呢。我说我写了个小说，来投稿。人家也就是持着一个编辑该有的态度吧，不冷不热地，说放那儿吧，我们有空会看的。

    我扫了一眼，各编辑桌上全是满满的来稿啊。最终我还是放下稿子，人走到楼下了，想想觉得有点儿悬，也觉得没说清楚，就又走上来。那人还在，我又解释了几句，说我没用稿纸，就用的那年代印着某单位名称的普通信纸。人家大概也是客气着又交代了几句，说没关系，只要稿子好就行。出了门，我有点后悔了。这么多稿，人家看吗？我这是干吗来了？

    没想到，第三天，编辑部的信就到我手里了，对我的小说评价很高，让我再去一趟。我自己也很意外，说实话也挺激动，毕竟自己这样生活，终于得到了承认。

    再去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了。编辑很多，都看着我，眼光也很好奇，那意思是从哪儿蹦出这么一个人？从来没听说过。

    也是，我就是一饭馆门口扫地的，和文学界一点没有往来，有谁会知道我？

    编辑提出几点意见，不多，主要不是文学方面的。我照着做了一点改动。后来，小说发在了当年的第七期《人民文学》上。那位拿着饭盒的人是责任编辑朱伟，当时的主编是王蒙。

    我得到的稿费有几百元吧，每千字25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了。我当时的月工资是38元。况且在这笔钱外，这篇小说的转载率极高，当时的杂志也很守规矩，哪家转发了都会给我寄一笔稿费。

    拿着扫帚、簸箕接受采访

    当时的文学界、评论界还有读者方面反响都很大。我每天平均要收到二三十封信，全国各地的都有，有军人、警察、农民、打工仔，还有精神病人。有读者到北京来找我，和我探讨人生；还有人找到中国作协想要我的地址，作协根本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作协的。

    还有不少记者来采访，中外都有。我还是那一身不太干净的白大褂，有时牵着我的狗，一兜里揣瓶啤酒，一兜里放一包酱好的猪耳朵。有记者来了，我就往门口台阶上一坐，扫地的簸箕往脚边一放，咱就开说。

    当时文学和作家就是这种社会地位，不正常。现在文学这样，就正常了。如今社会发达了，信息渠道、手段很丰富，不必只依靠文学来传播。

    从客观上说，当时我写的确是一个小人物，他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所欣赏，又找不到方向。这代表了不少当时青年人的普遍心理，这些人失去了生活的依据和信心。

    后来有人说，我的这部小说受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影响。可是说实话，那之前我从未看过它。过后，我从朋友那儿借到一本看了，很吃惊，太像了，不是语句、结构上的像，而是情绪上。写作的人有时会有这种现象，这太难解释了。

    当时我算是一下子就很红了，可工作还是“吊儿郎当”，领导又不能开除我，就盼着我走。可我就是坚决不走，就在这扫地了，这工作太适合我了。

    到了1985年，社会形势开始变了，不再那么好混了，领导也忍无可忍了，于是找到我说，你再不走就把你转街道了。我没办法，只好离开了烤鸭店。这件事真的让我很痛苦，我一辈子就找了这么一个好工作，结果丢了。

    从那时至今，我就再没找工作，就这么一直“扛着”，有时出门兜里真的没钱。要说，我是中国文学界第一个自由职业者吧。

    回国至今，也就教外国人汉语挣点钱，够吃就行。

    人活着各有其社会位置，很难互相衡量。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说你，而是你自己的感受。当时赶着上学的那些朋友，今天又全在忙着挣钱。钱，我不是不想，我也想穿好的、住洋房、开大奔，可我在这方面比较弱智，拼命干即使得到了这些，可是为此付出、牺牲的恰恰是我认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那就是那点儿自由、闲散。

    有朋友说，你会英语、德语，干点什么不好呀？我没兴趣，“我够了”，你们都这样，我偏不。我这人是有点反潮流的脾气的。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我是个能吃饱就能活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不想干的不干，我很知足。

    反潮流反到了国外

    这潮流不但过去反，现在也反；在国内反，在国外那几年也反。在德国读书时，那里的等级很森严，学生是不能随便反驳教授的，而我在国内是自在惯了，对他们那一套教育体制很看不惯。我本来是想研究《点石斋画报》，拿博士学位的，后来想想实在没什么意思，算了吧。我在德国常和洋人们开玩笑，说真应该让毛泽东来，给你们来一场教育革命。

    这点野气，由来已久。我从小不是好学生、乖孩子，16岁时成了不良少年。可我从小喜欢看书。小时候不听话，老爹对我最严厉的惩罚是不让我看书，这比打我还难受。后来父母被发到大西北，兄弟中也只我一人留京。没人管我，衣食住行，全凭自己混。

    《无主题变奏》也只是个历史的产物，从文学上看缺点很多，现在我自己看它也不太满意，我认为我后来写的一些东西要更好，不过它已无可改变。现在我的一部十八万字的长篇《剩下的都属于你》已完稿，正和出版社在谈，这是我这十几年的一部用心之作吧。

    说到我和所谓现代派作家们的关系，有个例子可以说说。导演米家山根据王朔的一篇小说执导了《顽主》，影片结束时，有段对话的意思是：我就想做这样的人，你为什么非要逼着我成为别人那样？（大意）有朋友来跟我说，王朔当时的小说里还没出现这个意思，是不是编导人员从我的《无主题变奏》里扒来的？更有人说，在颠覆虚假的作家队伍里，我开了个头，是我影响了王朔云云。我根本不这么认为。文学是不看座次的，不要在乎别人的影响，你把你自己最想表达的东西表达清楚了，就行了。所有评价都是别人的事了，与你无关。至于王朔，我认为他是在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这么说不是因为我是他的朋友，而是因为他最大程度上化解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虚伪，而且他的作品量大、影响广泛，这是他人很难相比的。

    徐星小传

    1956年，生于北京。

    1967年，父母兄长都被“发”到了外地，开始了独立生活。起初，由于年纪太小，不会自己做饭，母亲每月将钱和饭票寄到一家小饭馆，他一日三餐在那儿吃。

    1975年，加入插队的洪流。

    1977年，当兵，开始写作。

    1981年，复员，半年后到全聚德烤鸭店工作。就是在这半年中，他创作了小说 《无主题变奏》 。

    1985年，处女作小说 《无主题变奏》由当时最权威的《人民文学》杂志刊发，引起强烈反响，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1986年，从全聚德烤鸭店离职。

    1989年，赴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讲学。

    1990年，受伯尔夫人之邀，入住“伯尔小屋”，专心于休整与创作。他之前的受邀入住者为索尔仁尼琴。

    1992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原定论文题目是关于 《点石斋画报》，后觉得没劲，放弃。

    1994年，回国至今。

    1995年，徐星被法国《观察家》评选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说家之一。

    《北京青年报》 2001年8月07日

徐星：1981年写出《无主题变奏》以后，一直放在一个朋友那儿。开始是在大学传看，主要是在中央音乐学院、戏剧学院、电影学院啥的。当时那样的气氛，确实没办法刊出这样的小说。到1985年，我觉着有点变化，就去找朋友要这小说手稿，朋友找了一段时间总算给我找到了，我就拿去投稿去了。

孤云：是自己拿到杂志去还是投寄？

徐星：自己去的，骑着自行车去的。我就知道有一个啥编辑部在我烤鸭店旁边不远，就去了，到那儿一看，一看门老头，一看就是见多识广的那种，问我投啥稿，我说是小说，老头说，那不在这儿，这是《诗刊》，你得到发小说的地方去，我问是哪儿啊，老头说东四16条啥的，我就去了，小说放那儿，没几天，人家就给咱回信儿了，约咱谈谈，我就又去了。当时还是相当兴奋的，因为我就一直觉着自己NB，这不，证实啦！没几天……

孤云：后来呢？

徐星：后来就成了所谓的“作家”啦。烤鸭店等于给我下了最后通牒，我就走了。这时我不也是“作家”了吗？我惟一的一次利用我的“作家”身份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和作协合办的研究生班，读研究生。

孤云：从1985年到1989年，你一直从事创作，还有读研？

徐星：1986年骑着自行车出门了，从北京去了深圳，大半年都在自行车上晃荡。第二年又去了西藏，东西嘛也一直没停地写着，啥《饥饿的老鼠》、《无为在歧路》，都是那时期写的。不过后来就烦了，发现当年这“作家”行当里，太不好玩儿，人人都叫着劲儿，竟是些那么无聊至极的小娘们儿般的流言飞语，好像是一个愚蠢的比赛，这可参见我后来写的《我是怎么发疯的》。再后来就离那个行当远啦……

孤云：你从什么时候基本不创作，或者说进入静默期？

徐星：一直也没静默，其实就是和这个行当没关系了，发表不发表的没热情啦，我从来也不投稿。从来不主动投稿，我的真实想法就是：发表不发表无所谓，人家找上门来要，咱就给，人家不要，咱也不用费劲巴力的。一直到现在都是。
孤云：但从外人的眼里看，你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件事情你知道不，在网上竟然找不到你的《无主题变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