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步园

1998年12月19日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新华社消息称，钱先生逝世当晚，“将则min总书记亲自给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先生打电话，对钱钟书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希望杨绛先生保重身体。扬绛先生深表感谢。”

而法国总统希拉克也特意发来唁函，对钱先生的过世深表哀悼，并说：“在钱钟书先生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品质：聪明、善良、开放和谦虚。法国深知这位20世纪的文豪对法国所作的贡献。……自30年代钱钟书先生就读于巴黎大学时，他就一直为法国文化带来荣誉并让读者分享他对于法国作家和哲学家的热爱。他极大的才情吸引了他的全部读者。……其作品的法文译本，无论是短篇小说，长篇巨著《围城》，还是评论研究，都被我国广大的读者视为名著，受到他们的欢迎。……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记得一句非洲古谚说：“一个老人的去世，就像一座图书馆遭到焚毁”。早就有人把钱钟书比作“一本活着的百科全书（a living encyclopedia）”。而钱钟书的仙逝，使中国文化痛失了一座“移动的图书馆”。

人中之龙

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事情了。一天，吴宓教授和几位青年学生在清华园的藤影荷声之馆里促膝谈心，兴趣正浓，吴宓先生突发感慨说道：“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

当时陈寅恪先生已在中年，其博学卓识，不仅在清华园内，而且在国内外学界都已为人所共誉，声名藉藉；而钱钟书刚刚毕业离校，不过二十三四岁，但他读书之多，才力之雄，给全校师生都留下了极深印象，甚至被誉为清华有学生以来仅见。从吴宓对这二人的推崇来看，一方面可见得雨僧先生胸襟之坦荡磊落，虚怀若谷，而另一方面则是吴宓的独具慧眼，相中了钱钟书的才学气度，并盛赞之可与一代宗师陈寅恪比肩。世事沧桑，转眼就是70年，而今钱先生也已驾鹤西去，他的学问之精邃，识见之深卓，品性之纯粹，都当让吴宓先生地下有知，颔首微笑。

关于钱钟书在校时期的轶闻趣事，可谓车载斗量。例如说他曾立志要“横扫清华图书馆”，即把清华图书馆130多万册藏书从甲字第一号（中文）和A字第一号（外文）开始通览一过，有的还要作批注；又如说道他上课从来不作笔记，有时还浏览其他书籍，可是一到考试稍加复习，便可考出优异成绩。这些说法或者因钱钟书才气之大声名之显而在流传中有所夸张，但据人查阅清华档案中他毕业时的成绩单，确实是令人瞠目的。他在清华读书4年，共修33门课程，29门必修，4门选修，包括英文、法文、论理学、西洋通史、古代文学、戏剧、文学批评、莎士比亚、拉丁文、文字学、美术史等，除了第一学年体育和军训术课（第二学年以后这两门课都获准免修）吃了“当头棒”外，其余绝大部分都是“金齿耙”和“银麻花”。

当时清华记分方法分为五等：超、上、中、下、劣，分别以E（被当时学生戏称为金齿耙）、S（银麻花）、N（三节鞭）、I（当头棒）、F（手枪）标志。其分值分别为1.2、1.1、1.0、0.9、0.0。而“超+”是1.2＋0.025，以学科之分数（学分）乘各科所得之分值，为该学程之“学积分”。不妨看看钱钟书第二学年的成绩单：

第二年英语，温源宁教授讲授，超
第二年法语，常安尔教授讲授，超
西洋文学概要，翟孟生教授讲授，超
西洋小说，瑞恰慈教授讲授，超
英国浪漫诗人，吴宓教授讲授，超
西洋哲学史，邓以蛰教授讲授，超＋

像钱钟书这样的成绩，在文学院乃至全校都是罕有其匹的。
   
狂生钟书

艺高人胆大，学富志不群。钱钟书自小就喜欢臧否人物，现在到了清华园，看清了许多学术名流的真面目，就更狂了。在随便的谈话中，他敢于挑剔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和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学问。更能表现他“狂”的性格的，是他几乎不选修什么必修之外的课程。据说，他只选修过杨树达、蒋廷黻和赵万里三位教师的课。

学者常凤，当年是钱钟书的同学，两人交往甚密，他回忆过当年初见钱钟书的场景：

我第一次碰见钱钟书是在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学课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后来又进来一位同学，和我一样也穿着蓝布大褂，他走到我这边，坐到我右手旁的空座位上。我不知道他是谁。冯先生河南口音很浓，讲课时口吃特重，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我右手的这位同学忽然从我手里拿过我的笔记本，就唰唰地写开了。我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给了我。下课后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出了教室，我也未向他道歉。我看了笔记本才发现他不但记下了冯友兰先生讲的亚里士多德，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而二人第一次真正结识，则在当天下午，“钱钟书看见我书桌上的书就翻开了。他看见《国学概论》一书（钱穆著），前边有钟书父亲钱钟书先生写的序，就说：‘序是我写的，只是用了我父亲的名字。’这样，我俩就聊了起来，这就是我与钱钟书友谊的开始。”

钱钟书的同学饶馀威曾经说，他们一批同学中，受钱钟书的影响最大：“他的中英文造诣很深，又精于哲学及心理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他自己喜欢读书，也鼓励别人读书。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佳句，也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和评语大都是此君手笔。”许多同学乐于向钱钟书请教学问，而钱钟书在对同学的一次次帮助中也得以更加出色地表演他的才学。

老师们也相当器重这位尽管张狂然而才华横溢的学生。哲学系给高年级学生开讨论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每次开会时冯友兰院长都派他的秘书李先生来，请钱钟书参加。而他总是“舌战九儒”，每战必胜。

四年级的时候，钱钟书选修了吴宓先生的《中西诗的比较研究》。学生们上课时从来不发问，只是赶快记笔记，教员也不提问。吴先生的课，上课时用中文讲，讲完后就问钱钟书：“Mr. Qian的意见怎么样？”他总是先扬后抑，吴先生听了之后总是颔首唯唯。

四月初春的清华园，绿草依稀，空气凉爽，学生们喜欢聚集到校园的咖啡馆，喝咖啡、酸梅汤、红茶，吃点心，边吃边喝边聊，宛如西洋酒吧。有一次，曹禺见吴祖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当时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外文均有，整日开放，但许多同学都摸不到门。吴祖缃听罢，随即走到钱钟书的桌边，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祖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40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直到解放后，钱钟书还爱考问吴祖缃：“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祖缃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钱钟书这种过目不忘的超凡本领其实处处显露，著名画家黄永玉也有过和吴祖缃相似的经历。“五十年代末，有一回在全聚德吃烤鸭。那时候聚在一起吃一次东西是有点负疚的行为。钱先生知道我是靠星期天郊区打猎来维持全家营养的。他从来没有这么野性地生活过，有兴趣问我这样那样，提一些担心的外行问题。他说他虽然不可能跟我去尝试一次这样的壮游，倒是能给我开一张有关打猎的书目。于是顺手在一张长长的点菜单正反面写了近四五十部书。”

直到八十年代，钱钟书虽年事已高，但仍帮黄永玉解了一次围：国家要送一份重礼给外国某城市，派黄永玉画了一张以“凤凰涅槃”为寓意的大幅国画，他用了一个月时间画完了作品。代表团就要出发，团长王震关照黄写一个简要的“凤凰涅槃”的文字根据。黄起初以为事情简单，没想到一动手才发现有关这四个字的材料一点影子也没有。他查遍《辞源》、《辞海》、《中华大辞典》、《佛学大辞典》、《人民日报》资料室，遍北京城一个庙一个寺的和尚方丈，民族学院，佛教协会都请教过了，还是没有！三天过去，眼看出发在即，黄终于想起救星，连忙挂了个电话给钱钟书求教。钱先生就在电话里说了以下的这些话：

“这算什么根据？是郭沫若一九二一年自己编出来的一首诗的题目。三教九流之外的发明，你哪里找去？凤凰跳进火里再生的故事那是有的，古罗马钱币上有过浮雕纹样，也不是罗马的发明，可能是从希腊传过去的故事，说不定和埃及、中国都有点关系……这样吧！你去翻一翻大英百科……啊！不！你去翻翻中文本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第三本里可以找得到。”黄依言果然马上找到，解决了问题。钱钟书的博闻强识，也的确令人叹服。

批评本色

钱钟书的指点江山，臧否人物早已蜚声海内外，但这种批评家本色却是他自少年时便显露无遗的，在30年代的清华校园里，他已然成为一个著名的“大批评家”。

在1937年的《清华校友通讯》上这样描写他的这种“批评本色”：

“批评的”是他底特性。他好批评，善批评，他今生今世或许全盘要经营批评的事业了。他是忠实于他底批评的特性的：他到处批评，他逢人批评，他随时批评。对书他固然爱发表意见，对人何尝不是，对自然、对社会，都没有例外。他谈论一张诗笺的精致美丽，正如（谈论）某个不相识的女人一双眼的灵活生动那样兴奋；他开亚里斯多德的玩笑，好像形容一个教授如何在讲演时摇着牛头一样严肃。兴奋里，严肃里，他总说出一个响响亮亮的理由。此所以他是批评的，此所以他是一个可以成为理想的批评的人。因为，他既有诚恳的热情，又有清澈的理智——批评少不了它俩儿。

而这种“批评本色”除了学识见地之外，也出自于一个人的内在品质，惟有胸怀赤诚，方可不避不讳不偏颇地进行批评：

有许多人很会“做”人，可是“待”人极坏。老钱和这个刚相反，他“待”人极好，我相信的，他会永远那样好，但是“做”人方面，他就比较差了。……老钱这人最可爱处是在他底本色，而且他从来不大肯委屈自己而隐藏那点本色。如果他说文学是贵族的，他决不说得扭扭捏捏，而一定是干干脆脆；如果他说文学是革命的，那也一定是如此。装腔作势，他是不来的。他捧人，他自然也得骂人，而且骂得厉害；曾经一次受过他尊大人严重的警告，警告当然也无效。捧也好，骂也好，捧骂俱全也好，他对于他底对象一视同仁，只要看他常常惦记着那些被他骂得不像样子不成东西的宝贝便可以明白的。他最愿意读本色的书，他也愿意写本色的文字；他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那一路的兄弟……他自己喜欢本色，他也求人本色；独特的人，独特的文字，独特的风格，独特的大小玩意儿，他都极喜欢，心里喜欢不算，不知不觉赞美，赞美过分了，人家或许不好意思起来，他却似乎更体味着一个光明的境界。

据说钱钟书先生曾发“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之论，许渊冲曾经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做过钱钟书的学生，对此评论道：

钱钟书先生读中文书、外文书数量之多，冠绝一时，我的朋友、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说钱先生是“眼高手高，只说人家坏话、不说好话”。外间盛传的这句话相信是钱先生的口气，对三位老师的评价也基本上是准确的、有道理的：胡适要叶公超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译，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吴宓属于古板脑筋，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很好，但对现代文学（特别是苏俄进步文学）根本不了解；陈福田是联大外文系主任，学的是美国英文，当时美国英文是压倒英国英文的。

钱钟书青年时代就是如此血气方刚，对别人的著述不管来头多大，有来请教者，总是坦率地加以批评指摘，使得对方有时很难堪，因此有时被目为不可近的“狂生”。但他所指摘的往往都是事实上的错误，指出这样的错误对读者作者都只有好处，有何不可？再说，他对别人如此，对自己更是万分严格。他每写一篇东西总是改了又改，简直没有满意的时候。据有幸最先拜读他《谈艺录》手稿的郑朝宗回忆，第一次看时已觉得很精彩，谁知隔天再去看，却被涂抹得面目全非，以后不知又删改了多少次才付排印。据说他有巴尔扎克之癖，爱在校样上润色文字，我们亲眼看到的是出版后卷末的“补遗”和“增订”，这些也是没完没了的。

或许有人会认为钱钟书过于尖刻严苛，然而他的崇尚本色，他的只求真理不求讳饰，或许正是当前这个时代所缺少的某种精神吧。

勤学苦读

钱钟书的天资才情、过目不忘、才情放旷，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未必都知道他是如何勤苦用功的。

常凤回忆过当年的情形：“钟书搬到曹觐虞房间后，我才对他的读书方法有所了解。他是一个礼拜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礼拜六他就把读过的书整理好，写了笔记，然后抱上一大堆书到图书馆去还，再抱一堆回来。他的中文笔记本是用学校里印的十六开大的毛边纸直行簿。读外文的笔记用的是一般的练习本。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习惯，看了书两天要写笔记。他的大作《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这个时期就打了基础的……”这就是当年“横扫清华图书馆”的钱钟书。

前人有言：“以生知之资志困勉之学”。意思是说最聪明的人偏要下最笨的工夫。这句话用来形容钱钟书其实再恰当不过。他名符其实，一辈子“钟情于书”，书是他最大的癖好，其余一切都要让路。在国外留学期间，为了博览国内不易看到的书籍，他竟日夜埋首于图书馆的书从中，孜孜不倦，终因用脑过度，归国后长期患头晕之症，每到晚间只能闭目静坐，什么事都不能做。他读书聚精会神，绝无旁骛，有时正在谈话，忽然被手边一本什么书吸引住了，便全神贯注，忘记身边尚有人在。

他坚守博学强记的古训，读书时不让头脑充当漏斗或者海绵的角色，而要牢牢记住一切必须记住的东西。他不倚靠卡片和目录索引，需要查书时，总是一查就得。他身边也自有一种“秘本”（他的读书笔记）供他繁征博引时的参考之需，但这秘本如何使用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吴祖缃向来佩服钱钟书这位“书虫”，回忆说自己有时到钱的宿舍串门，总看到钱钟书的笔记本一摞一摞的，钱钟书眼睛闭着，从里面抽出一本，打开一看，发现记错了，便敲自己的头，又摆进去，另抽一本。

他读书极快，一本厚厚的非常难啃的古典哲学名著，别人需要几个星期甚至一二个月才啃得了的，他一般只需一个星期。钱钟书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对他这些特点无疑起了很大影响。他的父亲子泉（基博）老先生是著名的学者和文豪。钱钟书幼承家学，博览群书，精于写作，古文功底雄厚。而后他就读的中学、大学乃至国外的高等学府，都是第一流的。这些雨露加上他自身毕生不懈的努力，终造就了一株奕奕生辉的奇葩。

在青少年时代，钱钟书风华正茂，词采斐然，身上难免粘些才子气味，爱学做张船山、黄仲则等风流人物的近体诗，被父执辈陈衍老先生看到了，着实把他教导一番。陈老告诉他，走那条路子，不但做不出好诗，而且“折寿”。钱钟书果然从此改弦易辙去追求风格高的诗歌道路。这件事足够说明他一生为人与治学之道。他能耐寂寞，安守本分，决不作出位之思，所以几十年来，不管外间如何风云变幻，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冷摊子。从不强出头，是以也不曾落得青冥垂翅，丢尽毛羽。这种行径非人人能理解，因此便难摆脱“狂”的称号。而实际他更有“狷”的姿态，“狷者有所不为”。这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杨绛曾称钱钟书为“书痴”，其实夫妇两人均嗜书如命。记得杨绛在那本《干校六记》中有这样一段：有一次她指着菜园里玉米秸搭盖的窝棚问钱钟书：“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住行吗?”钱认真地想了一下说：“没有书。”杨绛感慨地写道：“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

他们一直在孜孜读书，乐此不疲。新的、旧的、中文的、外文的，但凡到手都要翻翻看看。好在供他们阅读的书，如富人“命中的禄食”那样丰足，会从各方面源源供应，外文书刊也从未断炊。只要手中有点外汇，他们就张罗着买书，国外出版社的稿酬，他们一般不取现金，而是开出书单子，请对方实物支付。

黄永玉回忆道：

钱先生一家四口四副眼镜，星期天四人各占一个角落埋头看书，这样的家我头一次见识。

 家里四壁比较空，只挂着一幅很普通的清朝人的画，可能画家与钱家有值得纪念的事。钱先生仿佛讲过，我忘记了。书架和书也不多，起码没有我多，问钱先生：你的书放在哪里？他说：图书馆有，可以去借。

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一番好意也是人之常情，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走去开门，来人说了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先生只露出一些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那人当然不高兴，说钱钟书不近人情。

事实上，钱家夫妇是真在忙着写东西，有他们的工作计划，你是个富贵闲人，你一来，打断了思路，那真是伤天害理到家。人应该谅解和理会的。

这便是一生勤勉向学的钱钟书的真实写照。

文化昆仑

在治学方面，钱钟书富于民主精神，惯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从不笃信一先生言，也决不拜倒于哪位大师门下，像蜜蜂酿蜜似的，博采众长，匠心独运，以自成一家之说。和他见过面的人，往往惊叹于他书卷的丰富和才识的超群，顿生仰慕之感。例如许渊冲就回忆钱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给他们讲课的情形，只讲英语，不说汉语；用一口牛津英语，对学生讲英国音和美国音的不同，要他们学标准的伦敦语音。“钱先生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上课时常常讲很多警句。总而言之，他让人觉得他什么都知道，有些高不可攀。“

然而说也奇怪，这样一位博学深思的学者竟没有写出一部有系统的理论著作，而只发表些类似札记、随笔性质的书和单篇论文，惹得浅见的人认为“这些鸡零狗碎的小东西不成气候” 。他们不知道不轻易写“有系统的理论书”是钱钟书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决定了的，那时有一位好心的同学劝他写一本文学概论之类的书，可是钱钟书不同意。他说，那种书“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即使写得较好的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只有“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因此他要结结实实地下苦功，不说一句陈言和空话，而每一点滴的收获都是自己才智的结晶，可以传之久远的。

钱钟书文思敏捷，下笔如风，有时当着客人的面写一封骈四俪六的书信，顷刻立就，文辞甚美；但他一般并不如此轻率，写一首律诗也要千锤百炼，力求精切。“对客挥毫”和“闭门觅句”在他身上是兼而有之的。他爱读小说，尤爱读西洋小说。抗战末期他忽发感慨，以为读了半辈子的书，只能评头论足，却不会创作，连个毛姆（Somerset Maugham）都比不上，实在可悲。于是，发愤图强，先写短篇，后写长篇，那本举世闻名的《围城》就是在此激愤情绪下产生的。他写小说，和作学术论文一样，态度非常认真，从情节安排到语言运用都煞费苦心，也是博采众长，自成一味。《围城》堪称“学人之小说”，非读破万卷书定然写不出。恰似锦上添花，此书一出，钱钟书声名更盛，仿佛无所不能一般。然而平心而论，他的最大成就还在学术方面。

钱钟书在学术上究竟有什么突出贡献呢？有人认为他就是读书多，拿起笔来，繁征博引尽是中西冷僻古籍，使人目瞪口呆，望洋兴叹；也有人认为他的真本领是懂得多种外语，著作里塞满蟹行文字，使得没上过洋学堂的土老儿吓破胆子；还有人认为他两手分执亚椠欧铅，研究中西比较文学应推他为巨擘。如此种种，不无道理，但也都是皮相之谈。俗话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钱钟书早在青年时期就立志要将文艺批评上升到科学的地位。他深感古今中外这方面的名家都只是凭主观创立学说，在一个时期里可以惊动一世，过了些日子，则又如秋后的蚊蝇，凉风一扫不见踪迹。其中有站得住脚的，也只剩下片言只语可供参考，整个体系算是垮了。等而下之，更有一些不入流的批评家，毋庸提及。钱钟书独辟蹊径，不尚空谈，不作高论，而把主要精力用在研读具体作品，试图从中概括出攻不破推不倒的艺术规律。他也注意古今中外一切文艺理论，吸取其中值得吸取的东西，但他严格遵守的却是批判原则。他不迷信任何人，更不昏头赶时髦，赶时髦是他最鄙视的浅薄行径。他既致力于探索艺术规律，自然要广泛阅读文艺作品，不能满足于习闻惯见、家喻户晓的那几种。这就是他爱繁证博引得真正原因。有人讥笑他矜奇炫博，专以征引冷僻书吓人，他早已作了回答：“《南华》《北史》书非僻，辛苦亭林自作笺”。什么“冷僻书”，只是少见多怪罢了！他不抹杀文艺的国界，但又深信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文艺和自然科学一样也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普天下的诗心文心应该可以一致。钱钟书奋斗了几十年，从事文艺批评科学化的工作。他不汲汲于建立理论体系，而专从实际出发，观察和分析具体的文艺现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有兴趣的是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在作鉴赏评判的同时，他大量征引中外文学作品中性质相同的例子，以资说明。就这样，一片散沙似的偶然发生的文艺现象，经过精心探索被归纳成为一条条艺术规律。

一切不存偏见的人应该承认，这样的治学方法无论如何要比从概念出发的专事空谈更坚实牢靠，更合乎科学。这条路子的第一个成果就是《谈艺录》。40年后他又发表了《管锥编》。这部内容浩瀚的巨著，既是学术著作，又是时代镜子，其范围至少包括文史哲三方面，而精思锐笔，博学卓识，更在《谈艺录》之上，老成胜少作，果不其然。在《管锥编》有关文艺部分，钱先生用的仍然是具体鉴赏和评判的方法，没有把自己一生心血凝成的研究成果写成一部有系统的理论著作。据统计，此书前四册共1200多则，其中有一部分属于考订的性质，其余或论史，或衡文，或阐明哲理，皆独抒己见，启人神智。仅就谈艺部分而言，有重大发现可视同定律或原则的论述不下百十则。这些都可写成论文或专书，而钱钟书则仿佛漫不经心似的，用三言两语或寥寥几百字了之，以实涵虚，点到即止。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他只有材料而无理论，故而如此，殊不知宁纳须弥于芥子而决不将坟桎扩大为泰山，是此老根深蒂固的习惯。再说他当时已年逾七十，若再做长篇大论，《管锥编》恐难问世。认识钱钟书的人知道他的兴趣是在于学术本身，学术上的是非他当仁不让，而开立宗派，用大部头的系统著作自广声气，则非他所愿。龚自珍有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用作钱钟书的写照，实在再贴切不过了。

钱杨之恋

1932年，钱钟书在清华园得识无锡名门才媛杨季康。

杨季康(绛)1932年在苏州东吴大学毕业，放弃出国留学机会，考入清华研究院做外国语文研究生。东吴大学是外国教会办的，可以很好地学英语，但学费比较高，只有“公子哥儿”和“小姐”们才上得起。杨绛之所以宁愿不出国而来清华，用她母亲的话说，就是“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而她当初所以没能在清华读本科，则因为她考大学时，清华不在南方招女生。于是，她只好就近考入东吴大学，而且与《围城》中的唐晓芙一样，读的是极平常的政治系。

初到清华，杨绛发现这里的女学生都很洋气，相形之下，自己不免显得朴素。但没有多少时间，女学生们便开始对她刮目相看了。男同学呢，据称：“杨绛肄业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七十余人，谑者戏称杨为七十二煞。”当时男生多，女生少，所以女生一般都有“美貌”之名，不愁无人追求。据说，当时杨绛与比她大4岁的“大姐”袁震(吴晗夫人)同屋，两人感情很好。有一次，袁震因病在校医院住院，杨绛去看她，恰好赶上袁的男朋友吴之椿也在。吴给袁带来了当时非常昂贵的水果橙子，让她一个人吃。袁正要与吴断绝来往，见杨绛进来，便切开一个橙子给她吃。杨绛知道那是她男朋友特意给她买的，便不想吃，但又不好一味谢绝，便勉强吃了一点，袁震却要她全部吃完。杨绛觉得很窘迫，因为袁的男朋友就在一边看着她。可她不想使袁震不高兴，只好都吃了。吴之椿走后，袁震便对杨维说，她要让吴明白，他不能支配自己的生活。与杨绛同寝室的同学，还有幼年时的苏州好友蒋恩钿。杨绛入学前，蒋与袁已经是好朋友。而现在，她们三人成为了“密友”，而同屋另一位女同学却被排斥在外。后来，袁震与吴断绝了关系，梁方仲把吴晗介绍给袁震。三位密友在一起议论吴晗，说吴晗有股“酱豆腐”般的迂腐劲。杨绛与袁震的友谊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

那时，钱钟书在校园内名气很大，杨绛初次见到他，发现此人“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翩翩”。两人在学校里开始恋爱了，而且第二年便订了婚。杨绛大概也没少向密友们议论钱钟书。现在所知道的是，当时杨绛选修中文系朱自清教授的“散文习作”课程，于1934年秋写了一篇作业，即短篇小说《潞潞，不用愁！》，描写青春期少女的三角恋爱心理，受到朱自清赏识，并推荐给《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同时期，在钱钟书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富有李义山风蕴的爱情诗，最著名的是刊登在《国风》半月刊第3卷第11期(1933年12月1日)里面的《壬申(1932)年秋杪杂诗》：

缠绵徘恻好文章，粉恋香凄足断肠；答报情痴无别物，辛酸一把泪千行。
依穰小妹剧关心，髫瓣多情一往深；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
良宵苦被睡相谩，猎猎风声测测寒；如此星辰如此月，与谁指点与谁看。
困人节气奈何天，泥煞衾函梦不圆；苦雨泼寒宵似水，百虫声里怯孤眠。
 
在给恋人的一首七言律体中，钱钟书竟运用了宋明理学家的语录：“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并自负地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第二人！”他与杨绛的爱情，常为人们誉为珠联璧合，举世无双。

诗中所谓“别后经时无只字，居然惜墨抵兼金”，使人想起《围城》中的唐晓芙不爱写信；而杨绛给钱钟书的一封信，偏偏被钱钟书父亲接到后拆开看了，只见上面写着：“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读到此处，老先生“得意非凡”，直说，“此真聪明人语！”后来，钱钟元嫁给许景渊，钱钟书夫子便端出这封“季康与宣信”来教育侄女。到1933年，钱钟书与杨绛便举办了订婚仪典。杨绛先生回忆当时情形如是说：

默存和我的“订婚”，说来更是滑稽。明明是我们自己认识的，明明是我把默存介绍给我爸爸，爸爸很赏识他，不就是“肯定了”吗？可是我们还颠颠倒倒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默存由他父亲带来见我爸爸，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男家女家的媒人，然后在苏州某饭馆摆酒宴，请两家的至亲好友，男女分席。因为我爸爸生病，诸事从简。那晚，钱穆先生也在座，参与了这个订婚礼。

就这样，钱钟书和杨绛走到一起，一走就是一辈子。

夏衍说过：“你们捧钟书，我捧杨绛!”杨绛确实可与她的丈夫并驾齐驱。她青年时代就是才女，从欧洲留学归来，先以写剧作脱颖，后以翻译家成名。她精通英文、法文，1958年又自学西班牙文。两大厚卷的世界名著《唐?吉诃德》的中译本，就是她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她还擅写散文、小说，《干校六记》、《洗澡》都是名篇。有人称赞她的文笔：清如水，明若镜，看似平淡却奇崛。也难忘她那生动的调侃自己的幽默感，从中能体验到一位可敬的知识女性在动乱的年月里，以冷峻对狂热，以不变应万变的风骨。

钱钟书写《围城》时，杨绛曾甘做“灶下婢”，包揽了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家务。两年里钱“锱铢积累”地写，杨“锱铢积累”地读，读完后夫妇相视大笑。有人好奇地问杨绛：“那么你写小说，也是一段段地让钱钟书读吗?”她摇摇头：“不，我总是全部写完才给他看，他说好，就算完成了；他说不好，我就扔下了。”

杨绛已出版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等集子都由钱钟书题签，他还为《干校六记》作了序。有人曾问过钱钟书“为什么不给《洗澡》写序呢?”钱钟书说：“《干校六记》写出来，可能要得罪一些人，我写个序，替她分担一半责任，何况她确实少写了一记——记愧。现在她羽翼丰满了，用不着我写!”听两位老人谈话，妙语清言，议论风生，真是一种享受。尤其那逸兴遄飞的淘气话儿，时不时地似珠玉般涌出，令人忍俊不禁。他们的幽默与众不同，有一股洞达世情又超然物外的味道，使人仿佛置身在一个智慧世界里。

钱钟书夫妇的感情融洽早已传作佳话。自1935年结为百年之好，半个世纪以来相濡以沫。有时他们不得已分开，总是书信不断。杨绛有文章记叙：抗战期间，钱去内地，杨留在上海，钱一路上都有诗寄给夫人；十年动乱中，钱作为先遣队员先下干校，杨暂时留在北京待命，钱到乡下后得空就写家信，三言两语，断断续续，白天黑夜都写。不知这些精彩的 “两地书”能否在某一天里公布于世。 不论如何，二人如神仙眷侣般的传奇早已随他们的著述永垂青史。

淡泊名利

杨绛先生在她的《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中写道：“我认为《管锥编》、《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槐聚诗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围城》的作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我觉得《围城》里的人物和情节，都凭他的那股子痴气，呵成了真人实事。可他毕竟不是个不知世事的痴人，也毕竟不是对社会现象漠不关心，所以小说里各个细节虽然令人捧腹大笑，全书的气氛，正如小说结尾所说：‘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伤感，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令人回肠荡气。”

钱钟书博大精深的学问博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景仰，有人统计，《管锥编》、《谈艺录》共涉及几千种书。钱先生淡漠名利的人生态度更是赢得人们的尊敬：他婉谢了哈佛大学要给他的荣誉博士。由于他的学术地位，社科院想让钱钟书担任一定职务，他一直不干，后来是胡乔木反复做工作，他才当了副院长。

钱钟书也许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几个真正意义上的“隐士”。知其名者多，慕其名而想拜见、求教、采访、索字等等的人更多，但钱钟书终日闭门读书写作，谢绝应酬，见过他的人和得以聆听他的教诲的人可谓少而又少。杨绛在《钱钟书与〈围城〉》一书中提过这么一件事，已经成为经典：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打电话求见，钱钟书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正因此，复信几乎成了他俩每日都要做的功课。络绎不绝的来信，有相识的，也有从未谋面的人写的。钱钟书惯用毛笔，杨绛则持钢笔。钱钟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起笔一挥而就，如果是八行笺，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这般功夫据说还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想当年他的额头上为此挨过不少“爆栗子”呢！

对身外之物，他们看得很是淡泊。《围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后，电视台付给原著者万余元稿酬，钱钟书执意不收。1991年国内18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钱钟书被列入第一批的36人中，他也婉言谢绝了。当得知被拍摄者会有一笔酬金时，钱钟书莞尔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难道还迷信钱吗?”至于在当今滚滚红尘中世人所熟衷营求的许多东西，他们都淡然置之。杨绛说：“我无名无位活到老，活得很自在。”而他们也谢绝了众多的国外邀请。杨绛曾说，她和钟书已打定主意，今后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里看书写字，很惬意的日子么。她风趣地补充了一句：“我们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

即使国内的活动，他们也极少露面。钱钟书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庚?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不得不碍于情面，“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黄永玉还回忆过这样的事情：

“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忽然大发慈悲通知学部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办公室派人去通知钱先生。钱先生说：“我不去，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
“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
“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
“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钱先生没有出门。

他俩也从不做寿。去年11月钱钟书八旬初度，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界同仁，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全，但钱钟书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无论钱学冷也好，热也好，钱钟书始终安如泰山，锲而不舍地守着他的摊子，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说：“听其自然最好，经吹嘘后成为重要了，必然庸俗化。”

钱先生留下的遗嘱对自己的身后事作出了这样的安排：“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钱先生的丧事，留给了他相濡以沫六十余年的夫人杨绛先生。在杨绛的坚持下，钱先生的遗嘱得到了尊重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