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苏俄之于中国近代史， 策动各路军阀互相争斗， 培养自己的亲信力量，其史实的充分，不容置疑。
冯玉祥之变
从冯玉祥之变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个历史脉络：苏俄踏进中国首先寻求实力最强的吴佩孚合作，以求实现外蒙古、中东铁路权益合法化。遭遇吴氏抵制后，转而扶持孙中山，利用国民党这个平台滋育极其孱弱的CCP并认同孙联合张作霖、段祺瑞搞垮吴氏；紧接着在冯玉祥这里发现新的商机，通过国共两党的细致工作，冯搞政变提前实现苏俄搞垮吴氏之目标；张作霖迫使苏俄签订《奉俄协议》，苏俄恼羞成怒，转而指令搞垮张作霖；及至冯、蒋合作的北伐获胜，蒋氏反戈，苏俄又操作冯氏向蒋氏开战。中国的内战，在苏俄操纵的势力积极效命下，愈演愈烈。
1920年代，苏俄搅乱中国的另一股力量即加拉罕本人亲自出马，更通过国共两党在北方的负责人李大钊、徐谦等联络原吴佩孚部下冯玉祥，促其与孙中山合作，并给予相当于给孙的军援，指望他南北两面夹击吴佩孚。冯在民国史中系最臭名昭著的“倒戈将军”，共和国史则誉其为“爱国将领”。薄一波1982年说：“冯玉祥等人的国民军，所以能从北洋军阀里分化出来，是我们党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李大钊和他领导的北方党起了很大的作用。”(《李大钊与冯玉祥》，P11)
李大钊、冯玉祥均为辛亥首义之后经老师白毓昆介绍加入同盟会的，并一起随白参加了滦州兵变。被称为留日士官生“三杰”的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经密谋，由时任二十镇统制的张氏于辛亥之后10月27日联络一批北洋将领联名上书清廷请求尽快立宪，以化解南方危局，未获准。他们随即采取扣押朝廷运往武昌前线军火的办法，实施兵谏；并于２９日与卢永祥等一批师、旅级将领上奏折，开列君主立宪十二条。鉴于山西同日宣告独立，朝廷于是让步表示采纳，11月１日即授袁世凯内阁总理大臣、３日即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张等认为该《信条》与所上十二条貌合神离，要求进一步修改；６日宣统帝颁布《罪己诏》，并释放汪精卫、黄复生以示宽宥，仍未获张等认同，坚持必须修改《十九条》。朝廷于是调张氏任长江宣抚大臣，剥夺其兵权，其余各将领亦有类似差调。至此，滦州兵谏结束。而清廷亦杜绝了“君主立宪”最后的机会。
1912年１月，第二十镇三个管带（营长）王金标、施从云与冯玉祥在“北方共和会”会长白毓昆、李大钊参与谋划下于３日宣布“起义”，通电全国宣告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王自任大都督，施任总司令，冯任总参谋长，白任参谋长。清廷即调总兵王怀庆率军镇压，10日兵变失败，王、施、白遇难，冯、李逃脱。史称“滦州起义”。以后冯氏经历四川抗兵联络蔡锷反袁称帝、以及反张勋复辟，率其第１６混成旅抵制段祺瑞皖系而投直系吴佩孚门下，受到器重。1922年春，孙中山、张作霖挑起第一次直奉战争，冯玉祥部作为直系军队将领参加作战。直军获胜后，冯被提拔至陕西、河南督军位置上。２０天内从旅长升至督军，冯创军官升迁纪录。
10月，黎元洪总统又升其为陆军检阅使，冯部调驻京畿。失去河南这个供给宝地，冯无力招兵买马，因此满腹牢骚，认定是吴佩孚捣鬼。而是年8月马林召开第二次西湖会议，向CCP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组建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指令，李大钊随即寻故旧冯玉祥开始做工作。李亲赴南苑与冯商谈，讲述了一大通苏俄伟业之后说道：“孙先生在南方，冯检阅使在北方，如能同心协力效法苏俄，刷新政治，中国就有前途。”冯显然对此名利双收的前程很感兴趣，谓：“教授一夕谈，胜读十年书。”自此，李、冯间即保持联系。（《李大钊和冯玉祥》，P14）
孙也派秘书徐谦前往游说冯跟他干革命。但冯自觉实力不够，不敢轻举妄动，不过就开始联络同是老同盟会会员的胡景翼、孙岳（即后来国民二军、三军）联手。接着，老孙1922年派遣原马警队长马伯援专职联络冯氏，《国民军革命史初稿》描述道：“中山先生选派民党同人访冯氏，告以与段（祺瑞）张（作霖）联络之情形，并促冯氏早日举行革命……。十二年（1923年）十二月十四日，马伯援来谒于南苑。冯即告之曰：‘直系兵力，数倍吾人，冒险盲动，终必失败。稍待则济，不必急之，我终要举行革命。请转语中山先生及季龙（徐谦）。’观此可知冯氏与中山先生之关系，及首都革命之酝酿也。”
1922年8月，苏俄全权代表越飞到北京洽谈中俄建交事宜，经李大钊牵线即与冯玉祥有过接触；苏俄因越飞对决策层彻底废弃两次“对华宣言”颇有微词，故调其返回莫斯科，新任苏俄全权代表加拉罕于1923年9月2日到京赴任，更是与冯氏“常相过从，谈谈苏俄革命后各方面的情形”，使冯氏“得到许多新的认识”（冯玉祥：《我的生活.下》,P378）。10月，在吴佩孚支持下曹锟出任总统。坊间盛传其贿选，孙氏更是以为机会，竭力准备发动新一轮北伐。12月加拉罕重新颁布对华宣言，删去了无偿归还中东路资产等段落。而吴佩孚则支持顾维钧在中苏建交谈判中决不放弃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原则，核心在于承认外蒙古属于中国以及中东铁路各项权宜，否则不谈建交问题。双方因此僵持甚至停顿。
1924年5月31日，在北洋政府的不懈努力之下，《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以下简称《大纲协定》）终于签订。“协定规定：（1）两缔约国政府同意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另本平等相互公平之原则，重订条约、协定。（2）凡前帝俄政府与第三者所订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3）苏联政府抛弃前帝俄政府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根据各种公约、条约、协定所取得之一切租界等之特权和特许。（4）苏联政府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6）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之中华民国之一部分。（7）中东铁路系商业性质，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的各项事务，概由中国官府办理。”（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上卷，P328）应该说，虽然受到国内苏俄豢养的势力不断组织学生游行示威抗议，要求政府无条件与苏建交，顾维钧仍然坚持原则迫使苏俄让步不少，这个协定堪称平等。中国废除了前清与沙俄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以及苏俄侵占的外蒙古法理归宿为中国；苏俄建立“远东共和国”时曾公开宣言拥有中东铁路所在辖区领土主权，至此归还中国。苏俄则与中国建交之外还得回了掌控在白俄手中的中东铁路经营权，苏共中央核算“中东铁路这笔财富拱手让给中国，即相当于给它80亿卢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