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观者对此可能都已有些麻木，因为近两年来，像这样的恶搞之作层出不穷。如果说一些无伤大雅的改编还让人有几分新奇的话，像上述这样面目全非的恶搞就难免让人皱眉了。恶搞之风为何如此来势汹汹？该如何看待和反思这一问题？采访中，众多专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经典之作频遭恶搞
是表达幽默还是展示恶俗？
有网友认为，恶搞不过是一种表达幽默的形式，开开玩笑而已，值得较真吗？
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明振江显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该厂出品的经典电影《闪闪的红星》，给几代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在网络上，它被裁剪成了短片“潘冬子参加青年歌手大赛记”，影片中的小英雄潘冬子成了一个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的小艺人，潘父变成了地产大亨，潘母则一心想参加当红电视栏目“非常6＋1”。
明振江认为，对《闪闪的红星》进行如此篡改和调侃，已经伤害了该剧相关创作人员，更伤害了对该剧有着深厚感情的广大观众，同时也会误导青少年观众。他问道：“当一个孩子先看过恶搞短片，再去看电影，还会认同潘冬子是个小英雄吗？”
作家肖复兴也持同样观点，他表示，很难想象以恶搞的方式歪曲英雄形象，能使人真正笑起来，开玩笑也要有底线。这些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的恶搞，已经完全背离了幽默的初衷。何况有些甚至把经典搞成黄色，当一个少年玩过了“红楼馆游戏”，再去看《红楼梦》，还会为宝黛的爱情悲剧黯然神伤吗？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学泰感慨地说，如今一些恶搞作品越来越离谱，已经从最初的消解“伪崇高”，变成了今天的“真流氓”，由庸俗变得低俗，直至成为了恶俗。
中央外宣办网络局副局长彭波则表示，对一些经过时间沉淀的经典之作，历史不允许我们随意娱乐化，更不允许庸俗化。
打着创意旗号哗众取宠
网络载体应承担什么责任？
绝大部分恶搞作品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在网络上发布和流传。有网友提出，如果网站不提供舞台，恶搞恐怕也难成这么大的气候，正是通过网络这个平台，甚至通过有些网站的推荐和炒作，恶搞作品才不断地得以扩散。
一位专家表示，最初的某些恶搞作品确实思维比较独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但现在网上大量的恶搞作品已经形成了模式化的生产套路，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多，给人的感觉就是黔驴技穷，无聊至极，而提供舞台的网站也难逃哗众取宠之嫌。
某网站曾经做过这样一项调查：对“您认为出现这么多‘恶搞’、丑化的事例，原因是什么？”45%的网友选择的是“打着创意的旗号哗众取宠”，还有37%的网友选择的是“吸引眼球，追求商业利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商业网站在恶搞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彭波提醒网络经营者，有两条底线绝对不能突破，一个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底线；一个是法律的“红线”。如果你经营的网站提供恶毒攻击，成了侵犯他人权利的舞台，经营者同样负有法律责任。
上海市互联网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李乃勤表示，由于互联网更新太快、涉及面太广，成熟的管理还需假以时日，所以自律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倍显重要。
恶搞背后的原因值得反思
良性网络文化如何构建？
恶搞对文化传统会造成什么危害？为什么恶搞会如此风行？专家们对此进行了“会诊”。
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认为，有些恶搞涉及到政治造谣、经济牟利、法律侵权等诸多问题，但首先是违背、破坏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道德问题，是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颠覆。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所副所长李祖明认为，如果说最初有些恶搞只是侵犯了个别人的名誉权或著作权，那么现在对大量经典作品的恶搞，其实已经侵犯了包括“恶搞人”自己在内的中国文化根脉。
肖复兴则表示，我们应认真反思恶搞背后的文化原因。恶搞有文化“戏谑”的成分，它的出现和流行，与年轻人受到上一代人的文化“压迫”有关，再加上社会转型期存在的某些不公现象，一些年轻人往往想借此渠道发泄一下情绪。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这种文化中的不和谐音自然会消失，他对此表示乐观。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曹卫东认为，恶搞与当前两种思潮紧密相连，一是消费主义：认为一切都是消费品，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也都拿来消费；二是庸俗主义：以恶俗为美，迎合低俗的审美品位。重要的是要鼓励优秀的网络文化作品问世，你“恶搞”，我“善搞”，才能有效地抵制这股风潮。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党委书记陆士祯也表示，我们可能需要从青少年成长的社会文化背景去认识恶搞，不能简单地看问题。她建议，要帮助青少年学会正确使用网络，学会珍惜网络传播形式下的发言权，唤醒他们心中的是非感、正义感。因为网络道德、网络秩序的构建主体，依靠的还得是青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