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江湖
日常对拥挤的公交丝毫无超载的想法，直到车上实在无立足之地方罢续客。但在各地之间的长途或市与地县或乡镇的短途客车上，超载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日前于某省搭班车往返在市与乡镇之间，遇有一幕，值得深思。因在车站上车，得以有座位，出车站绕市区接客，渐次座位满员，后续之客皆站立，或有旅客因无座位不搭而等待下班客车，但大多旅客皆遇车即上，并无思虑是否有座位。本意此即正常现象，路途中突见司机回头向售票员叫了下，大概是有交警的意思，于是售票员立即组织站立的旅客就地蹲下，不可思议的是这些没有座位的旅客非常配合。后来在意识到这是逃避交警对超载的惩罚，而更令人费解的是乘客竟然认同超载，而交警竟然看不到蹲在车上的乘客，这些只有用默认的潜规则可以解释。
这不禁联想到一次搭长途客车回老家的情景，也是因为超载遇到交警，因为是跨省行车，可能是无法采取隐蔽或蹲下等措施来应付交警，也正好被逮到了，于是跑车的和交警在下面一顿商量。实际也没什么商量，按照相关法规处理就是了，商量是因为可以私下处理，后来听跑车的说给了那交警三千元。商量的结果除了钱的交易还需要有通融措施，那就是这些没座位的旅客下车步行半个小时走到更远的地方再上车，自己有幸也成了其中一员，在大半夜里漫步于高速路，漫天星云，感觉还是不错的。当然有个别反对，但大多数人都认同跑车的做法，因为如果不这样，交警将继续扣留客车，结果和上面的短途一样，乘客非常配合。配合的原因是乘客怕被交警耽误时间。
这个现象第一要问的就是：为什么乘客认同并配合超载，而置安全于不顾呢？如果已经在车上了，那么为不至于行程不耽误选择配合是正常考虑，从这点出发，交警如何处理超载便成了关键，显然目前执法上不能保证；如果知道自己是超载一员，却选择上车，则要拷问为何非要搭乘超载车，显然关乎政府在交通服务上的施政能力。这种现象的发生肯定有某一方面存在缺失导致乘客愿意成为超载的可能受害者，“黄盖愿挨”的现象在当今已是一种常态。立法定是非，执法则断是非，政府政策充当导向作用，辅之以配套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供，这应是关乎民生的应有过程或体系。乘客配合超载的现象显然在执法与政府交通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出了问题。
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立法有所指，立法会否存在不合理或是根本违背民生显然各有论断。而执法上“行政寻租”的事实已是公开的秘密，这里应该不需要任何数据和例子来论证吧！政策的导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确保了善之趋善与恶之偏恶。这里重点关注的是政府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如何造就民众日常生活处在“人在江湖”的感觉。禁止超载是基于安全的考虑，本意上还是保护乘客的生命安全和利益，结果却是乘客愿意放弃安全而完成旅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当民众仅仅剩下人数的话语权时，保护变成剥夺时，所有的一切都是苍白的，政策导向同样可视为笑料，如同现金名目繁多的工资平均化统计，够无聊也够冷笑！首先，在交通上，可认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是不满足当地民众日常交通需求，同样公共服务也是不到位，而导致出现这类宁愿搭超载车的现象，使这类非政府运营的客车可以在方便性和价格上填补政府公共产品的空白；其次，执法上，遇到超载没有一个合理的措施去处理乘客，比如处理时间不影响乘客的行程，或是可以提供其他选择供乘客去完成行程；从这二者上，政府负有一定责任。
衍生来看，不能不对当前的房改、医改、教改、股改以及最近土改有更多的忧虑。改革有没成功，不是数字统计出来也不是那个官员可以下结论的，只有放到社会纵深和民众切身体会中去评定。房地产政策显然有多方的博弈，但明显没有对房子有需求的大众参与，不是不参与，而是根本没机会参与，本来应该市场决定的，却突然横加了许多政策。而政府的廉租房和经济房似乎还未影响到商品房的定位，也根本没透入到民众自住购房的目标中。一个如此众多人口没有住房保障的国家却能把房子当成商品进行投机不显得滑稽吗？不是政策的失败吗？居然还有为挽救商品房投机者呐喊政策扶持，件件怪事只能说是当前社会转型中进程中的产物。如果加上今日的土改政策，是否可以看到城市化进程中把农民变市民是在变相的圈地？成了市民，一生财富差不多都购买了只有几十年使用权的房子。要放开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不可避免造就土地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历朝历代的颠覆无不在土地问题上，为此只有让更多人成了市民，去享受所谓城市化成果，把毕生财富购买了只有使用权的商品。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之一，鼓励其与资本和人力一样自由流动被认为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仅仅流转其使用权最后的民众创造的财富归谁还真是未知数！事实是，这些改革无一不是产生很多后遗症和社会问题。股改，就像一出闹剧，有人可以几毛一股而有人却是几元、几十元来买，然后一样在二级市场流通，公平成了最大的谎话。近年民生事件无不反映出政府在政策制定与法相离，甚至南辕北辙，而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更是面临诸多掣肘，一方面是提供上的短见，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原因在于民众没有话语权。
放开，在收回，空欢喜一场，大多数人只能在这样的轮回中一梦一醒了。政府在配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上的失败，立法和执法上又不偏向只有人数话语权的民众，黔首只有选择接受“受害者“的身份了。质疑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上的缺失，更多地是在质疑没有决策权和参与权的民众究竟能否享受到便民和利民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如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