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一的晚上，躺在床上。户外炮声隆隆。闭上眼，恍若时光倒转到1937年，卢沟桥畔正在发生日本人进攻宛平城的枪战。于是，人被炸得直往心的深处躲藏。
躲着、躲着，意识到一件事：白天除了吃、喝、打瞌睡、看电视，无所事事，像一个傻子似的过了相当昏昏噩噩的一天。
假如，后面的5天春节假期也照方抓药，我一生中的多大比例将被无端地浪费掉呢？想到这儿，平生第一次计算自己总共可以活多少天。
如果按北京女人平均82岁计算，我可以活——？3万天。
天啊！才3万天吗？好少！
假如我的生存目标是100岁，那么合36500天。似乎也不多。
要活到4万天这个整数，需要努力奋斗到——？呵呵，110岁！
一个30岁的人活了1万1千天，1个40岁的人还没活过1万5千天，1个50岁的人才活了1万8千天，即便已是个60岁的白发人了，还没活过2万2千呢！先前总嫌蝴蝶命短，以为自己命长。其实人自己也没比小动物多活多少天！
那么，7天占3万天的0.02%。也就是说我一生中的0.02%，仅仅在一个短得像荡了一把秋千的春节黄金周里就轻易地消蚀掉了。但其实，我每年因为各种原因白白浪费的时日绝不止一个7天，大概30天是有的吧？那么，以3万天为分母，我一生的8.2%是被毫无价值地虚度了。
8.2%，好多！真是无比可怕的数字！等于我的寿命“嘎嘣”一声给打了个9折。
而我，实在已经是一名异常勤奋地工作与学习、并且不慕虚荣、尽量不把时间用于说废话、做烂事的人了。
不敢想象，一般人一生虚掷的光阴到底有多少？那些成天混日子像蛆虫的人、成天搬弄是非像苍蝇的人、成天优柔寡断像来回烙饼的人、成天说假大空话像吹泡泡糖的人、成天做表面文章像印假钞的人……他们的人生该打几折？5折？3折？2折？1折？
如果从为人类创造价值的角度，那么，有的人简直跟没活过一样，有的人则等于活了别人的几辈子、几十辈子、几百辈子、几千辈子、几万辈子。譬如莫扎特，纵然只有34岁的寿年，活了1万多天，但恐怕相对于一些对人类没有做出多少贡献的人来说，莫扎特至少活出了几千辈。
现实社会中，没有谁如此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大众对一个活人的评价标准是名气、权势、财富。
因此，对一个人生前的评价与死后的评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存在很大的出入。今人永远是势利眼，紧跟着名与利的风向转，他们必定从集团功利的角度给人贴标签、标价码、付报酬。后人因为远离了前人的名利场，采信的永远是历史的评价，即从全人类的或全民族的功利角度去为一个人盖棺定论。
从理论上说，一个人，只有既清晰洞察今生的名利场，又预见到后世的名利场，并找出今生后世两个名利场的共同点，将自己的行为与该共同点相吻合时，才能同时享有在世的名利和死后的声誉。
但实际上，这种谋算基本上无法实现。
首先，后人有后人的名利场。一个今人很难准确预知后人的名利场。所谓历史，貌似客观，貌似是由所谓的历史客观规律创造的，其实掺杂了人类全体诸多的主观选择和各种偶然性。所以，历史的宏观与中观趋势很难把握。（相关阅读：貌似了解历史）
其次，认知不等于行动力。即便一个神才对历史的远期和中期的发展方向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但他却不一定能将自己的目标转化为现实成果。这就好比某人是个美食家自己却不会做饭一样。
那么，在今生容易蹉跎，后世无法把控的情况下，人怎样度过自己的3万天才能取得人生利益的最大化呢？
走极端的路数无外乎两条。一是采取只顾今生，不念后世的现实主义态度。即活着就要不择手段地拼命捞取财富、权力、名气，只要今生合适了就行，不管死后是否骂名千古。其实不用等到死亡，这种人活着时便已有人恨之、仇之。二是采取不通世故、从心所欲的天真态度，只听从灵魂的呼唤和调遣，不理会财富、权贵，如梵高、莫扎特。这种人往往死后名利如虹，但自己在世时却不能享受。如此看来，走极端并不能实现人生利益的最大化。
实现人生利益最大化的途径应该是中庸。典型人物是20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学者罗素。作为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他生前即享有盛名、财富，一生身边美女如云，而死后仍然声名不衰，倍受学界推崇。
罗素是天才，他的成功不能为常人完全复制。但仍然有部分经验可以被人们借鉴。例如他人生的巨大成功与两点关系很大。一是他非常善于交际，二是他的学术成果非常契合人类现历史阶段文化发展的需要。他创建的逻辑实证主义使现代人终于得以对经典哲学家完成了超越。
津津有味认为，人生3万天，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一个普通人每天一定要去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这个有价值的事情不是仅仅只对自己产生利益，应当对他人、对群体同样产生利益，而不是损害。对于一名知识分子来说，在此基础上，自我应有更高要求。即他的所作所为不应当小我到只有自我，而是要有人类的情怀，关照人类的整体利益，至少在道德层面上要做到这点。
至于现世的名与利，得到什么要什么，不必苛求。因为只要孜孜以求于名利，必定小我到自私自利，以致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至于死后的声名，根本不用操心。让历史去选择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