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对埃及进行为期两天访问。这也是自7月3日军方推翻穆尔西政权后,美国首次派高官访埃。但无论是埃及穆兄会等伊斯兰组织,还是穆尔西反对者,都拒绝与伯恩斯对话。伯恩斯此访遭遇不少冷遇。按理说,埃及是中东除以色列之外接受美援最多的国家,但埃及国内反美情绪却日渐高涨。这种现象看似费解,实则一点也不难理解。

    首先,美国在埃及变局中两面三刀、实用势利,使美国在埃及国内形象日渐受损。穆巴拉克政府过去一直是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支柱,但当2011年穆巴拉克处境艰危时,美国却站在抗议者一边“拉偏架”,宣称埃及应进行政治转型,敦促穆巴拉克不能“动粗”,甚至鼓动埃及军方废黜穆巴拉克,并最终导致穆巴拉克政权垮台。2012年穆尔西上台前,美国就暗中资助穆兄会。穆尔西上台不久,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访埃示好。但这次穆尔西被军方政变赶下台,美国却保持沉默,至今不肯用“政变”这个词,对埃及的军事援助也未取消。美国在埃及变局中频繁“变脸”,表明其对埃政策根本没有是非感,而完全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说到底,美国根本不在乎埃及是否实现民主,而主要是看现政权是否亲美,同时当权者能否稳住局面。只要符合这两条标准,谁来掌权都是一样。当年敦促穆巴拉克下台,是因为穆已无力稳住局面；此前与穆尔西接触,则是因为穆尔西不那么反美；对埃及军方政变不置一词,同样是因为军方完全符合上述两条标准。但正如埃及学者评论的那样,美国决策者过于急切地想要把全部筹码压在获胜政党一方,而忽视了实力相对较弱的政治对手。结果由于埃及政局变化太快,而使自己“里外不是人”,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秉性暴露无疑。越来越多的埃及人由此认识到:美国在关键时刻根本靠不住。

    其次,与美国关系过于亲密,实际上严重损害了埃及的国际地位。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主要的国家。上世纪50-60年代,以纳赛尔为代表的老一代阿拉伯领导人,注重依托本国民众和阿拉伯世界,英勇抗击西方列强和以色列,不仅成功收回苏伊士运河管辖权,在国际上也被公认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埃及国际威望达到峰值。从萨达特执政时期开始,埃及转而奉行“亲美疏苏”政策,此后又在美国斡旋下与以色列单独媾和。穆巴拉克基本沿袭了萨达特的外交路线,热衷于充当阿以之间的“润滑剂”,以及美国维护中东战略利益的“垫脚石”。但是,埃及以放弃阿拉伯世界团结为代价的亲美亲以政策,实际是“猎鹿博弈”中率先脱离队伍,独自去捕捉野兔的猎人。从短期看,埃及收回西奈半岛,并因充当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美国桥梁而左右逢源。但长远看,这种亲西方外交损害了埃及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埃及依托阿拉伯世界生存的传统地缘政治格局也被根本改变。

    近十多年来,西方先后在中东发动数场地区战争,矛头直插阿拉伯心脏地带。以色列也因缺少了埃及的有力制衡,对其他阿拉伯国家肆意使用武力。但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对此反击乏力,其表现甚至不如伊朗总统内贾德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有学者曾指出:“如果说阿拉伯领导层曾经尚且支持过一系列失败的事业——泛阿拉伯团结、藐视西方国家、抵抗以色列——那么如今它已经完全失去了斗争的目标。即便是往日的挫折也比如今的茫然若失更令民众感到自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受到了比贫穷和独裁更具破坏性的诅咒。它们成了‘赝品’,被自己的人民视为异类,推行仿佛来自遥远地方的政策。”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外交过于亲美所致。

    此外,从经济角度看,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过度亲密,也加剧了埃及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依附性地位。在纳赛尔时期,埃及一直采取“进口替代”战略,通过发展本国民族工业摆脱对西方的依附。但萨达特时期开始推行“开放政策”,穆巴拉克上台后全面推行私有化,结果使埃及民族工业纷纷萎缩,埃及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日趋处于下游位置,成为只能靠出口初级产品、运河通行费、旅游业、侨汇乃至外援勉强度日的“乞丐国家”。美国学者也在2010年9月撰文称埃及是“尼罗河病夫”。

    换句话说,当初埃及爆发“一二五”革命,以及此后“翻烙饼”式的政治变革,其中一大不言自明的目标,就是要最大限度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和控制,恢复民族自豪感。这使埃及各界有意识要与美国保持距离。长远看,如果埃及军方主导的临时政府仍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埃及民众仍可能继续造反,“将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