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间，我偕朋友开车由北京经石家庄到太原，一进山西境内，便是巍巍莽莽、俯瞰华北平原的太行山了。放眼皆是雄峰峻岭，山势嵯峨，奔逐竞走，铺天盖地、滚滚而来的土黄色里难见一点绿意，有的只是间或划过的一片片黑森森的洞穴，远远看去，像是蜂窝般密匝匝的弹孔；只有靠近路边的，才看清那是住人的窑洞，不过不少窑洞前已盖起一平顶土屋，残破了的窑洞现在可能只剩下储放杂什的功能……这一些，对习惯了满是葱郁满是泉哗的南方大山的我来说，真是感到有些动魄惊心！
车旋在太行山里，我的感觉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初春里却有着深秋的萧瑟，色彩单调，空气里也似乎溢满木然；另一方面是大山西边脚下黄河一泻千里般的雄浑、生动、古远。我耳边仿佛响起了抗日战争年代里那些唱遍长城内外的战歌，我还想起中国许多著名的古老神话———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等，无论是古籍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诞生在这座古老的山里。寓言故事愚公移山里，愚公率领众子孙要移走的两座山，一座是阳城县境内的王屋山，另一座便是眼前的太行山。这些神话和寓言传递着华夏先祖们非凡的想像力与坚韧的生命力，巍巍太行，因此也在中国人的审美世界里被赋予了人格化的亘古魅力。
其实，国人，尤其是南方人，对山西的印象也是斑驳杂处的。
大约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有一部风靡国内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还记得饰演女主角的演员叫金迪，有一双水灵灵而又火辣辣的大眼睛。影片的主题歌就叫《人说山西好风光》，随着它优美的旋律，人们肯定会对镜头中这些年轻人诗意般劳动与生活的秀美山川心驰神往……
再就是“文革”前和“文革”中，经济上一直躺在煤堆上的山西，政治上却日愈成了中国的热点地区。郭沫若有诗云：“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千里乐。狼窝成良田，凶年夺大熟。红旗***，红遍天一角。”在这期间，扎着白毛巾，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直干到***面前憨厚、幸福地笑着的陈永贵，似乎成了山西人的代表形象；而满是红旗和豪言壮语的“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大寨，则似乎可以涵盖山西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状况。
近些年关于山西的焦点视线，便是一些文化人从黄土、煤尘、贫困的背后，突然发现了令他们惊讶不已的三晋“旧貌”。其中流布广泛、影响巨大的是余秋雨先生的《抱愧山西》，内称：“在上一世纪乃至以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地区，而竟是山西！直到本世纪末，山西仍是中国堂而皇之的金融贸易中心，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里那些比较像样的金融机构，最高总部大抵都在山西平遥县和太谷县几条寻常的街道间，这些城市只不过是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小试身手的码头而已……”
因印象如此斑驳冲折，山西在我眼里便总显得有几分神奇；
因时下的山西又和江西一样同被归于中部地区，我便更多地着意在这风土人情迥然不同的黄土地与红土地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上，是否亦有某些深层次的相通之处？
“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
陈建祖：作家郑义曾说山西是“国中之国”，懂得山西就懂得中国。我们经常说到陕西旅游是上坟，可看的景点大多是陵墓，从这个坟墓钻出来，又钻到那个坟墓去看。而在山西不是这样，我们原来学的历史课本最早说到的是4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现在晋南芮城县境内西侯渡文化的大量遗存已证明人类在距今 180万年前就能人工取火，把世界的文明史整整推前了一百余万年，这是人类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笔。尧舜禹的很多传说都在山西，晋文公重耳也有很多故事在这里发生。唐朝之前李渊父子起兵就在太原唐明镇，这里是他们的龙兴之地。后来太原成了唐朝的夏都，李世民被称为太原公子。晋祠里立了一块唐碑，是李世民学习王羲之的草书写的，光一个“之”字就有30多种写法。国内现存的元代以前的木结构建筑，有70％在山西。整个山西是一个树叶形状，南北相距七八百公里，东西相隔三百多公里。从最北面的大同云冈石窟往南面走，一路上有北岳恒山、应县木塔、五台山、太原的晋祠、祁县的乔家大院。像五台山有一个佛光寺，是唐代的木结构建筑，至今1400多年，全国只此一家；应县木塔是900年前的建筑，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是世界奇迹，叫做“中国的比萨斜塔”，实际上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还要高，是世界现存最古最高的木结构塔。乔家大院是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外景地，其实规模很小，不过是封闭的财主式小家小院。规模最大的是榆次常家庄园，目前开发出五分之一就有12万平方米，整个庄园非常畅亮，与财主们不一样，常家祖辈是做茶业的，从乾隆到宣统历经七朝，沿袭150余年，可谓山西本省茁壮的“资本主义萌芽”，现在只开发出了几万平方米。介休县的灵石有一个王家大院也非常大，这些大院开创了晋中的商文化。晋商比徽商厉害得多，清末年间慈禧太后逃难到西安，路过山西没有钱，就是向晋商借的。山西的农工商富足到什么程度？包头原来是康熙征讨噶尔丹时候的一个兵驿站，山西人在那里为清兵办辎重，逐渐发展成了包头城；辽宁的朝阳是山西一个姓曹的做豆腐的生意人建成的；现在北京的大栅栏、珠市口有70万山西人后裔在那里。山西的人文景观还有永济的莺莺塔和黄河大铁牛、历山的舜墓，可以说整个黄河文明都能在山西找到踪迹。前几十年一直强调山西是能源、重化工基地，而忽略了开发这些旅游资源。而西安是六朝古都，陕西又没有能源优势，所以很早就把旅游资源开发出来，那些年人们都是越过山西到陕西。
王进：山西的特点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一是华夏名人出三晋，山西是一个历史名人辈出的地方，20世纪60年代曾出过一本《中华名人大辞典》，其中十分之一强的人物是山西人。二是华夏文脉在三晋，山西诗人实际支撑了半部全唐诗，像初唐的王勃、盛唐的王维、中唐的白居易、晚唐的温庭筠都是晋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也是晋人。三是华夏财富汇三晋，从宋朝到清朝，晋商纵横中国一千年，在这漫长的历史中，尤其是在清朝，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山西艰苦的自然生存环境与纵横天下的晋商形成鲜明的对比。四是华夏人气看山西，看中华民族还有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山西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地方。2001年香港凤凰卫视曾做过一个专题电视节目，全方位介绍山西的历史和经济发展情况，我和王鲁湘是总策划人。在这个节目中我们把山西放到大中国的背景来看，提出一个全新的理念，“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为什么这么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所以“十年中国看深圳”；一百五十年前上海只是江苏省松江县的华亭镇，现在发展成为东方第一大都市，上海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所以“百年中国看上海”；北京真正成为大中国的首都是从辽金时代开始的，距今约850年，所以“千年中国看北京”；从周文王、周武王的历史开始，到现在正好是三千年，所以“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从尧舜禹时代到现在大约是五千年，所以“五千年中国看山西”。
凤凰卫视播出这个节目以后，全国不停地出现“盗版”，西安提出“五千年中国看西安”，洛阳也提出“五千年中国看洛阳”。实际上我提出“五千年中国看山西”有确凿的理论依据，不是随便讲的。因为尧王立都平阳是在公元前4700年发生的事情，尧王在这里划分九州，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体制。其次，尧王制定的法典———《尧典》也是在这里。而且，敬敷五教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制度，大禹治水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兴修水利的先河，仓颉造字开创了中国文字纪事的先河，由后稷稼穑、神农氏教人种地，中国从此进入农耕时代……所有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山西境内，说中华文明的曙光出现在三晋大地，这断然不是夸张。
此后，儒家文明的始祖之一荀子是太原人，他排在孔子、孟子之后；百代帝师司马光、写《史记》的司马迁历史上也是山西人，韩城在历史上归山西管。“半部论语治天下，两册史书安民生”，历朝历代的皇帝，不管是汉族皇帝，还是少数民族皇帝，不管是成年皇帝，还是少年皇帝，他们治理国家的方式大抵一样，都来源于三部书———《论语》、《史记》、《资治通鉴》，从而导致中国政治一统、经济一体、文化一致。山西这方水土诞生了很多治散、治贪的著名宰相，像汉代著名的大宰相霍光，还有王王圭、温氏三兄弟、裴度，三国时期与貂蝉共用连环计的王允，宋代著名的宰相王溥。蒋介石曾说过“世界上最会理财的是爱尔兰人，山西人就是中国的爱尔兰人”，国民党最有名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第一任财政部长薄一波都是山西人。山西人理财有一个特点“开源节流”，最大限度地增加税收渠道，最大限度地节省政府的开支。山西人办事比较缜密，这可能与喝醋有关系，喝醋能软化血管，山西人从生下来那天起，每顿饭离不开醋，醋的作用就是把处在大漠边缘的山西人身上的刚烈之气、威猛之气给软化了，使山西人变得柔中带刚、绵里藏针，食品文化成就了山西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有人评价说：如同性格刚烈的湖南人是南方的北人，而绵里藏针的山西人则是北方的南人，这两省人的性格的确有典型意义。
山西有两种资源特别丰富，一是文物资源，你垒个围墙就可以收费。二是煤炭资源，你拿把铁锹挖开土就可以采煤。说到煤炭，山西忻县人渠本翘，他是山西近代工业之父。原是进士出身，票号业的后代，曾经当过清政府驻日本横滨的领事，在日本时，他发现日本的近代工业很发达，与煤炭开采有密切的关系。当时山西当局把省里的采矿业卖给了英国公司，渠本翘听说后马上从日本回来，联合山西的票号业公司，倾己所有又加上大家的捐款，从英国人手中赎回了路权和矿权，成立了保晋矿业公司，从此山西煤炭业告别了人工挖煤的历史，走上了半机械化、大规模开采的道路，这个公司就是现在的阳泉、大同、潞安、西山几大矿务局的前身。渠本翘是山西近代工业的分水岭，在他之前山西为天下首富，产业结构是以票号业、贸易业和南北货运为主；在他之后山西的产业结构变成了采矿业、冶炼业，这是一百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而山西走这条路一走就是一百多年。
北方农民在吃苦耐劳、精耕细作方面要比南方农民大为逊色，小富即安、不富也安的意识都表现突出，在老区等靠要的思想更是顽固。
陈建祖：山西在人种方面也有自己的特色，山西可以说是最典型的人种杂交地区。古代蒙古人的铁蹄要踏向中原，首先要经过山西，然后再继续往南打，忽必烈一直打到云南、缅甸。山西就变成了蒙古人的后方留守处，几百年来都处于来回拉锯且首当其冲的位置，于是蒙汉大量通婚，而且有好几个世代。陕西也是蒙古人逐鹿中原得经过的地方。过去黄河西岸有民谣“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说的是那里出美女猛男。山西历史上也出美女，武则天是文水人，和刘胡兰是老乡，杨贵妃是晋南的，貂蝉是忻州的。人们奇怪了，那些地方风沙滚滚，怎么女孩子的皮肤还这么好呢？其实这跟风沙、阳光没有关系，很大原因是她们的祖先可能与蒙古族或者更早的其他民族杂处的结果。山西还出了很多武将，“万年三晋，论谁数，多少裴杨人物”。“杨”是指北宋的杨家将，名将还有西汉的卫青、霍去病，三国的关羽，唐朝的薛仁贵、郭子仪。“裴”是指山西裴氏家族，在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一个小村的家族中出了59个大将军和59个宰相……在现代史中，国共两党有很多高级将领是山西人。像我的老家忻州市方圆不过几十里，就出了阎锡山、徐向前、薄一波、续范亭和刚刚退下来的解放军原总参谋长傅全有，这都是耳熟能详的人物。我们有过这样的统计，仅一个原平市在前几年出了22个将军，军长以下的干部更不用说了，可见这个地方的尚武文化很是浓厚。
山西的地形却使得古代的战争很少在这里展开，像匈奴人、蒙古人打东京（汴梁）等地方只是路过这里，打咸阳也只是迂回一下。山西在近代史中虽打过大仗，抗战时期的平型关大捷是忻口战役的一部分，前线总指挥是卫立煌，但山西相对河南要好多了，后者战乱、灾祸不断。山西沦陷以后没有发生过很激烈的对抗，日本人虽然占了山西，但八路军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个大边区也都在山西。很多老将军的回忆录里都满怀感激之情地提到山西，山西人民靠小米养活这么多部队是很不容易的。你去武乡县随便找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他们都可以和你聊一聊邓小平、刘伯承、陈赓、左权这些人在根据地的故事。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是***在抗战时期牺牲的最高将领。***挺进东北和大别山的时候，有很多党政干部是从山西走出去的。解放初期云南、四川、福建等省的领导大多是山西干部，在四川很多县局级干部都是山西人，他们有很多人原来都是给首长当通讯员。
山西的面积是15．7万平方公里，有3200万人，人口和面积都算一个小省。地形是两山夹一川，一边是吕梁山，一边是太行山，还有几个盆地，汾河把几个盆地全部贯通。从石家庄过来，沿途可以看到很多像大寨那样的坡地，给人的感觉是这些地方的条件非常艰难，但是这些地方的人就像电影《老井》中所反映的那样有顽强的生命力，山西像这种生存条件的地方大概有70％，若去了吕梁山区会让看到你更加触目惊心的景象。山西的农耕文化，虽然是一种原始的生产方式，却是自给自足的，因为境内大部分是坡地，还有忻（州）定（襄）原（平）、太原、晋南等几个小平原，汾河流域也较富足，所以在建国后最大的饥荒里，河南、安徽饿死那么多人，山西却没有饿死人。人们达到温饱就很知足了，他们多少年不与外界接触，也不愿意走出去，太原做小买卖的人都是安徽、四川等地的外地人，连煤矿都雇了很多外地人，本地人不愿意做。最令人深思的是武乡县原来是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所在地，政府拨款修铁路、打水井，当地老百姓也不做，在一旁看着，请河南人来做。农耕文化在山西似乎已经达到了一种超稳定结构。
赵瑜：窑洞和穴居生活也是山西、陕西两省的一大特色，同在山西的高级民居像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是中国民居的历史博物馆，号称中国民间第一居，这些民居的房子盖得很气派很漂亮，是晋商财富最终物化以后的典型代表，是过去市民化、城市化倾向的产物。与此另一极的便是窑洞，乡间为什么会形成窑洞多的现象呢？除了土质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省钱，没有财力向城镇集中的人们，在那里挖出一孔洞就可以住人，有时候甚至一年可以挖出几孔洞。这是两个极端，一种是农业社会中最好的、最精细的高级形态，一种是最贫弱、最落后的穴居生活，这两种形态都在山西。人们由河北一进山西就看到山上有不少窑洞。太行山上还算是少的，这里的土质不好，石头多，挖起来比较难，而靠黄河沿岸的地方，黄土层比较厚，挖起来相对容易，到处都是一排排的窑洞。窑洞和高级民居一样，也是多种多样，有些的窑洞很复杂，能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比如：在没有立崖的地方不好直接打洞，人们就在高原的黄土地上挖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坑，然后向四面打洞，再从远处挖出坡道作为进出通道，所以这种地方会出现“平地起炊烟”的独特景象。这种窑洞费工费时，里面有主房、库房，中间还有一个土台，上面种些菜，旁边还有猪圈，主要广布在山西沿黄河一线，像黄河壶口瀑布的吉县一带都有。穴居生活的地方，一般环境破坏比较厉害，水土流失严重。农民烧饭取暖要烧柴，小树刚长成就会被砍掉，很多地方看不到一点绿。
国家一直在想办法把太行山的人口迁出来，给的政策是每迁一户给一万块钱左右，但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出钱，这一万块钱一旦到了农民手里只是杯水车薪。而且移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曾经有一段在公路边上建了一些移民村，让山上下来的农民集中在这里居住，但他们没有生存技能，什么都不会干，结果有一部分人又回到山上去了，几乎各县在移民的过程中都有失败的教训。观念也是一个问题。北方农民在吃苦耐劳、精耕细作方面要比南方农民大为逊色，小富即安、不富也安的意识都表现突出，在老区等靠要的思想更是顽固。山西出去打工的农民与南方相比少得多，明明能赚钱的事情，他们不去做，可能他们做不了，也可能面子上抹不开，所以在太原打工的山西人不多，南方人却越来越多，形成了很多南方村，火车站附近就有一个大的浙江村。
因为计划经济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付出与回报又长期不成比例，山西逐渐落伍了，本该富有的“中东”现在还是比较贫困。
陈建祖：阎锡山主政山西期间，山西的产业已经比较完备，像机械加工、兵工厂、铁路、钢铁、煤矿等等都有，在这基础上山西在建国初期发展得很快。山西和上海为共和国的工业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上海主要是技术和精加工，山西主要是能源和初加工。福建、广东那时候都是前沿阵地，不能为国家经济作出什么贡献。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把山西称为“中国的中东”，全国有70％的煤从这里出口，还有京津塘地区的电力供应，上海、江浙一带的能源煤也是由山西供应。朱钅容基同志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曾亲自率领上海歌舞团来山西，专门为煤矿工人进行慰问演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山西作为中国的能源大省而存在了40多年，从北往南，大同、太原、潞安、晋城等煤矿都是国家统配的煤矿，太原钢铁厂、太原电厂也都是国家重点工程，属于中央直管。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不断地从山西索取，发展到最后山西是每输出一度电都要赔钱。以至于到90年代，我们省的人大常委会主任和政协主席几次在“两会”期间大声疾呼，觉得国家对山西要得太多，而又不给一定的返补政策。因为计划经济不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付出与回报又长期不成比例，山西逐渐落伍了，本该富有的“中东”现在还是比较贫困。在80年代以前，山西的人均收入曾一度在全国排名处于中上水平，GDP值最高时曾排到第14位。到了90年代中期人均收入却沦落为全国倒数第一，这两年摆脱了倒数第一，上升到倒数第四。当然这也是一个进步，其实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此外，环境污染相当严重，90年代末期，邹家华副委员长在一次全国人大环资委会议上明确讲，太原是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而且不是之一，是货真价实的倒数第一。太原这两年有了一些变化，过去晚上能看见星星简直是一种奢侈，1999年一级空气环境根本没有，二级空气环境只有45天，所谓二级空气环境就是污染物颗粒含量指数在100以下。后来通过大量地建公园、搞绿化，去年上升到153天，今年要达到180天。大同、介休这些城市都是烧焦炭的地方，污染比太原还要严重，只是没有列入全国46个环境监控城市。
赵瑜：山西有中央、省、市、县、乡各级乃至军队的煤炭企业，大大小小的煤矿密密麻麻分布全省。山西现在挖成这个样子，主要是国家大型企业。也许是作为补偿，现在国家提高了一点煤价，但等到煤炭提价了，国家又得反过来限制开挖，因为国内依靠能源生产的企业像化肥厂日趋饱和，市场对煤炭的需求量也相应减少。对地方而言，尤其是县、乡两级，不挖煤就不能完成原始积累，晋城有一个叫巴公镇的地方，最兴旺时一个镇有私人煤窑300多家，私人铁厂也有近 300家，这里的千万元户多得很。但完成了原始积累，又容易造成生态极大的破坏。这些地方的环保部门普遍监督不力，为什么监督不力？如果把这些支柱企业关掉，县里的财政收入就少了，县委、县政府包括环保局都得喝西北风。我曾到介休县去调查研究环保问题，县环保局给我派了车。司机告诉我，这辆车就是污染大户给局里买的。你说执法部门的车都是人家买的，还能去查人家吗？我说县里连一辆车都买不起吗？司机说咱们县里不靠人家能靠谁呀。县委书记每年春节都要去看望这个污染大户，连开县党代会、人代会都要事先征求人家的意见，因为需要人家赞助经费，否则连会都开不成。地方政权得靠这种企业来养活，你说还怎么关掉这些企业……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山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旅游产业。
王进：山西在历史上有过自己的辉煌，改革开放以来却沦落为中西部一个贫穷落后的省份。一般从经济学来讲，从世界范围来看，像沙特、科威特等国家，还有美国的俄克拉何马州、德国的鲁尔等地区，都是因为石油、煤炭等资源丰富，所以非常富有，山西则是资源丰富反而贫穷，这就是政策上的原因。山西的贫困是计划经济造成的，在市场经济的国家，越是资源大省越富有；在计划经济的国家，越是资源大省越贫困。长期地几乎是掠夺性地开发，牺牲了山西的经济利益，山西送走了光和热，留下了烟和渣，污染了自己的蓝天碧水。现在国家对第三产业的价格完全放开，对工业、农业产品的价格也有一半以上放开了，对资源产品的价格却牢牢地控制住，害怕发生经济紊乱，倘若资源涨价一分钱，工业产品就可能涨一块钱，服务产品就可能涨十块钱。山西至今仍在扮演资源大省的角色。如果资源价格一放开，根据市场规则来定价，山西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在没有放开的情况下，山西继续打资源牌肯定是没有前途。
陈建祖：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山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旅游产业。山西的旅游资源分为三大块，晋北是佛教文化，以五台山和云岗石窟为代表。晋中主要是晋商文化，也叫大院文化，日本人对此研究得很深，山西现在也在研究，为什么他们可以“富可敌国”？晋商文化的本质是什么？晋南是根祖文化，现在全国尤其是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人掀起了寻根热，像尧舜禹的发祥地，还有洪洞县都是人们想去看一看的地方，民间有句话说“要问祖宗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元末明初中原一带的移民大多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山西拥有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完全可以把文化资源开发成文化资本，把旅游资源开发成旅游资本，省委、省政府这几年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经过新世纪这几年的发展，可以说是初见成效，山西已经成了一个旅游大省。这几年过节尤其是“五一”、“十一”长假，有很多人到山西来玩。但也还存在很多不配套的环节，一是污染太严重，你在飞机上往下看，简直是看不下去。山西现在正在大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非如此就很难彻底根治污染。二是前几年的交通不便，据说娘子关曾有过堵车七天七夜的纪录，到石家庄要走三四天，但1995年以后山西的交通条件有很大进步，投入了几百个亿搞基础建设，到2005年要建成1800公里的高速公路。现在的山西高速公路是“大”字形的，大同往北通往内蒙，往南分别通往运城和晋城，往运城是通往陕西，往晋城是通往河南，从晋城到河南焦作有一条晋焦高速公路，把整个太行山打通了，来往非常快，现在开车到北京只要5个小时。
要把山西的文化产业做强做大，必须做到“四个一流”，即：一流的资源，一流的研究，一流的规划，一流的宣传。
王进：文化产业中第一块是旅游经济，这方面晋中做得非常好，这几年晋商文化能叫得这么响，晋中市的领导功不可没，不管是谁当书记、市长，都把文化产业当作第一产业来抓。他们开旅游工作会议，请我去讲晋中的历史文化特色，我给他们讲了四个小时，到会的有400多名干部，书记、市长和所有的常委都坐在下面听。他们打出了晋商文化的品牌，推出了乔家、渠家、王家、曹家、常家、孔家6个大院，就像6颗明珠，用晋商文化这条金线串起来。晋中这几个大院在没有开发之前，大部分用于村委会的办公场所，有的是作为民居，后来都整体搬迁了。像乔家大院这几年发展的态势比较好，已经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张艺谋没有在这里拍《大红灯笼高高挂》以前，每年为了得到3000块钱的文物保护费，馆长要来往省城奔波半年才能从省文物局要到这笔钱，但自从拍了电影之后，第一年的门票收入就有100万元，现在年收入有800多万元，自己也可以投资拍电影了。晋中市政府有目的地引导投资方向，吸引了一些民营企业家投资几十个亿开发旅游资源，把一批煤炭大王变成了旅游大王、文化大王，像介休县阎继英就是开小煤窑起家，他投资几十个亿开发绵山，现在这个景区经营得非常好。
今年是太原市建城2500年，太原在旅游经济上也将有大的动作。改革开放以来，太原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经济总量只占到全省的20％多，在各项发展上都不如其它地方，农业发展不如运城，工业发展不如临汾，城市建设不如长治，旅游发展不如晋中。作为省会城市，如果方方面面都不能率先发展，那就失去了中心城市的作用。云公民原是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调任太原市委书记以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出了太原近期、远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即一年之内太原要建成全省一流的城市，三年要建成生态园林城市，七年要建成中西部经济强市。中西部共有18个省会城市，去年太原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值是排在第6位，要成为中西部经济强市，最起码要进入前三位。经过测算，要进入前三位七年里年均增长速度必须达到13％多。发展目标制定后，太原着力点放在两个方面：经营一个现代城市的卖点是地产和资本，经营一个古代城市的卖点在历史和文化。太原作为一个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合二为一的城市，既要经营自己的地产和资本，又要经营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在前一方面，原来的太原给人印象是“大街像个大都市，小街像个小县城，小巷像个小农村”，是一个大都市、小县城、小农村三者合一杂乱无章的城市。云书记来了以后魄力很大，在保护历史文物的前提下，对城市进行了大规模地改造，当时省里一些领导想插手城市建设，这里面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但是越是有人打招呼的违章建筑，云书记越是叫人连夜先把它拆掉，这些违章建筑一拆掉，别的违章建筑自然也跟着拆了，太原共一次性拆除300万平方米的违章建筑。正是在此基础上，建设了一批特色文化街，像饮食文化一条街、娱乐文化一条街、购物一条街，由此太原的环境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一方面，太原现在提出，要利用建城2500年的机会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今年要突出一个主题，四大板块，14条精品旅游线路，抓好24项系列活动。内有春季是打民俗太原牌，夏季要打风情太原牌，秋季打激情太原牌，在北京开太原建城2500年庆典大会，在凤凰卫视搞太原旅游国际发展电视听证会，邀请海内外文化名人华山论剑，纵论太原。再在冬季打人文太原牌，将一年来的成果出版成书，拍摄电视剧。
文化产业的第二块是电视经济，改革开放初期，山西电视在全国的影响非常大，当时的《新星》、《杨家将》、《狄仁杰断案传奇》都是太原电视台和山西电视台拍摄的，近年来又拍摄了《一代廉吏于成龙》等作品。山西做电视剧有比较长的历史，也有比较好的基础，有很好的文字创作班底、导演和制片人。今天活跃在中国电视界的“大腕”像张纪中、张绍林等人，最早都是山西台的导演。电视剧动辄投入几百万、上千万，但回报非常大，可以说是电视行业中的“房地产业”。在香港、新加坡，现在电视经济已经成为产业经营的一种模式，沿海发达地区正向这种模式靠拢。此外，要想把旅游文化经济做强做大，电视剧还是一个很好的载体。《三国演义》摄制完成以后，炒红了无锡和涿州的三国城；拍了《水浒》以后，炒红了杭州和无锡的宋城；拍了《鸦片战争》以后，炒红了浙江横店影视城；拍了《太平天国》以后，炒红了广东南海影视城……相比之下，山西以前做电视剧非常成功，可只是为了获奖，单纯为着政治效应，中部省份也多是把电视作为政治产品来经营，而忽视了经济效应和产业效应。
山西的文化产业不能做强做大的症结在哪里？我归纳为：一流的资源，二流的研究，三流的规划，四流的宣传。山西的文化资源毫无疑问是第一流的，但没有人好好地研究怎么把文化做成产业？怎么做成项目？怎么走向市场化？文化要做成产业关键是要研究怎么形成个性品牌，拿旅游产业来说，要发展一个地方的旅游业首先要找准文化定位，比如：大连对自己的旅游文化定位是中国人到大连感觉到了外国的城市，外国人到大连感觉这是中国人的城市；西安对自己的定位是秦中之古，帝王之都，西安历史上就是帝王之都，“浙江的秀才，山西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云南的文化定位就是七彩云南；杭州的文化定位是烟雨江南的代表；扬州的文化定位是月亮城，“天下三分明月夜，两分映在扬州城”，这些文化定位都很准确。山西却缺乏这种准确的定位，所以我一直提倡“五千年中国看山西”，这应该作为山西的整体文化定位，把所有的文化包容进去。然后就是宣传问题，要与一流的文化人和一流的强势媒体合作，打造自己的品牌。要把山西的文化产业做强做大，必须做到四个一流，即：一流的资源，一流的研究，一流的规划，一流的宣传。
胡平：因本观察每周一得出一期的惯例，我每一次出省访谈都是行色匆匆，必须速战速决，访谈对象找得如何至关重要。
幸运的是中部五省（除江西）跑下来，前前后后十几位受访者均是学养深厚，对本土现实感觉敏锐，而且无论他们是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还是教授、作家、记者，胸怀间都拂动着强烈的人文精神。他们予我没有戒备之心，惟有共同的忧思与希冀，彼此无须绕圈子，说套话，可以真正地实话实说，尽量地鞭辟入里，渐入佳境处真是如眺星河，如沐花雨。正是在这一次次的思想盛宴中，大大地丰富、深邃了我对中部、对中国这个庞大而又纷然的存在的认识，避免去盲人摸象的浅薄；也使我深感在时下诸多的话语评价系统中，出自于历史又出自于现实、穿梭于民间又逡巡于学理的知识分子话语评价系统，较为饱满与深刻，可能也最终在历史的长廊上发出金声玉振……
此趟山西之行的三位受访者———赵瑜、陈建祖、王进均是如此。
王进不过35岁，他除了是太原城里十分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外，还勤于笔耕，写出系列散文《三晋文化名城走笔》，在报纸上连载一年后结集成书，凤凰卫视大加赞赏，于是将已拟打出的新栏目《纵横中国》的首期定在了山西。此节目播出后，他书中的一个论点“十年中国看深圳，百年中国看上海，千年中国看北京，三千年中国看陕西，五千年中国看山西”，顿时蜚声于海内外，无异于在一片沉寂中惊堂木断然落下，掀起了三晋大地文化复苏的风暴！
赵瑜是驰名国内的报告文学作家，他的中国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在海内外影响深远，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体育改革以及人道主义等相关话题的大讨论。陈建祖是位诗人，发表过不少富有激情与灵动意象的力作，这些年在新闻界从业担纲。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们策划、组织了山西15位作家投入，并由他们总撰稿、赵瑜任导演的一部21集的大型电视系列片《内陆93》。从塞北到晋中腹地，从雁北到晋南、晋东南，茫茫千里，山重水复，在十个月中，他们几乎走遍了三晋大地，力图反映出山西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艰难步履中所经历的种种坎坷与阵痛，又如何突出历史与现实的围困走向改革开放。由于该片题材的当代性及其强烈的感染力，对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不无启示，它荣获了中国首届电视纪录片大奖。片子里屡屡出现赵瑜、陈建祖一身黄土、一兜胡茬、满脸赭红的工作画面，他们或坐在羊皮筏子上渡过就要封冻的黄河，或站在村口的槐树下和当年的北京知青今天的婆姨们聊着人生的五味……由此，我一下感知了他们、还有被称之为“晋军”的山西作家们，其作品的博大厚重深刻的源头。即使赵瑜几年前已举家迁来北京，可他每年总要回山西住上几个月，他告诉我，在那片黄天厚土中，他的心境里便红尘消退，澄明上升，而笔端必然不会作优雅状，阔谈状，惟有勤勉地插入当代中国的现实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