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步园

从主人变成了客人

　　“在整个曲江‘公社’，这北池头都算是大村啊。”连日来，不断有附近村庄的老人来观看这片废墟，并发出这样的感慨。

　　北池头确实很大，九条大街，十几条小巷子。像所有的城中村一样，北池头村的居民除了本村人，大部分是“客”。“客”们来自五湖四海

，四川人开着小饭馆，湖北人开着裁缝店……异乡客们在这个城市里谋求生存，他们中有才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有住不起公寓楼的公司小职员，有那些在夜幕里谋生的年轻女子……在村庄里，主人和“客”们彼此依靠，相安无事。6000多人的村庄，“客”们少说也有四五万人。

　　可如今，“客”们都不见了。原来的主人们也四散飘零，变成了“客”。“就像鸟儿们被打散了，整个村子的人都散了，也不知飞到哪里去啦！”田香爱自言自语着。

　　自从3月份搬走，杨群平一直没有见到自己那几个“哥们”。拆迁后，大家各自寻找住处。有亲戚的，投奔亲戚，没亲戚的，就四散到了附近其他的村里租房住，最远的搬到沣峪口。祖祖辈辈都当主家，如今，昔日的房东也变成了房客。

　　杨群平租住在附近的孟村。“房价高得很！”一个月300元，只有几十平方米。和原来自己家的两层小楼二十多间房子相比，“真是比不成！”

　　“出门不方便。买个茶叶买个菜，都要走一大截路。生活不像以前了，啥都不熟悉！”他说。“当客啦，比不上以前的一半自在！”

　　3月里拆房那天的情景，常从记忆里跳出来。杨群平记得，那天他搬出来了一些东西，其余的如一套旧组合柜、半新不旧的沙发，都留房子里了。挖掘机把它们掩埋在了废墟下。

　　那天临走时，媳妇在门前突然跪下，哭了。看着自己省吃俭用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房子，马上要被挖倒，杨群平也一阵心酸，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催着媳妇：“快走！快走！”

　　“人搬走了，庙和老树咋办？”

　　如果不是听说挖掘机已经拆到村头的小庙下，古树可能也保不住了，田香爱不会回到村庄里来。

　　拆自家房那天，她早早走了，不愿意看。儿子在附近的村庄租了房，把她送了过去。一进院子，看见摆放了一地的家什，她心里就憋屈，哭了好几场。

　　才安顿下没几天，消息传来，说庙要拆了。她急了，当天就赶回村头的小庙里，和老嫂子何秀英一起住在庙里再不肯回去。说是“庙”，其实也就是一个2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但田香爱和村里的老人们都能记得以前庙的繁华和气派。“以前是两层楼，雕梁画栋，漂亮着呢！”她说。

　　一段雕着蟠龙的石板表明这里昔日的辉煌。庙址下的城门洞上还刻着“古北池”三个字，落款是顺治六年。据说还有一块石匾，是嘉靖年间的。老人们说，以前为了躲避土匪，村庄边上建了堡子，门洞就是通往堡子的。早先时，村里四边都有这样的门洞。

　　老人们回忆说，文革时，庙里的像被摧毁，楼上放生产队的粮食，楼下放老人们的寿材。后来，因为楼板毁坏坍塌压伤了人，庙便被拆除了。大约20年前，还在中年的田香爱和何秀英一起，发动大伙儿把庙重新建了起来。“我俩跑来跑去，用大伙儿捐的钱，买了些砖和瓦，跑了好长时间，最后才盖起这么一间房。”虽然简陋，但老人们有了个去处。初一十五，老人们来这里烧香、祈愿。孩子们则在树下玩“纸包子”的游戏。

　　在离庙不远的地方，一棵大槐树寂寞地站在一片废墟里。田香爱每天都会到树下去，抚摩一下那粗壮的树干。这棵有310岁年龄的老树被村民们认为是有灵气的。在村子里长大的孩子，即使再“野”，也不敢爬到这棵老树上去。“拆迁了，大家都走了，古庙咋办？老树咋办？”田香爱又伤心，又生气。如今，她和何秀英已经守了两个多月。喝水，到废墟外的单位用桶提，吃饭就啃干馍，夜里，就住在庙里。她们坚持要等待拆迁方的答复。

　　“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把老树保护好。另外，给这庙、这古碑安顿个地方。哪怕一间房，也成。”她说。

　　如今，老树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因为是有编号的“古树名木”，园林部门已经要求规划必须围绕古树来进行。但关于庙，关于庙址下清朝时期的门洞遗存等，到现在也没有“着落”。

被拆迁者的未来

　　资本的力量是巨大的。

　　几年前，曲江一带还是田野，遍布着像北池头这样的村庄；再往前十年，大雁塔以南还都是麦地。随着城市的扩展，昔日的田园风光已经不再，一个个村庄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崭新的高楼与一个个“高尚小区”。

　　拆迁的传言几年前就

有。变化也早就开始了。先是村庄外的全村祖坟所在地被征用，祖坟被安置在离村几十里的长安一个村子。田香爱的儿子把父亲和伯父的坟都迁走了。祖坟毕竟还在，这让田香爱多少感到欣慰。

　　曾经人们对拆掉的村庄抱着羡慕，毕竟一次能拿一笔不少的钱啊……但随着时间推移，当拆迁到了跟前时，人们的心态也越来越复杂。“年轻人们张狂哩，说楼越高越好，空气好……我咋想不通哩，”田香爱说，“我可不愿意上楼。”“虽然能拿些现钱，可再没有其他生活来源了。上楼要收这费那费，能受得了？”杨群平对未来的生活有些担忧。

　　然而，城中村的“混乱”也让一些年轻人厌弃，他们更愿意住在整洁的小区楼上。城中村的生活无论多么自在也毕竟是“城市中的村庄”，而这样的身份让他们尴尬，他们希望能变成真正的“城里人”。

　　但无论人们的心态如何，挖掘机的脚步是挡不住的。

　　两个月时间，这个庞大的村庄只剩下一片废墟。废墟被围墙围住了。漂亮的大路边，广告牌上写着的是“佰亿建造新城”，废墟上将有高楼拔地而起，建造者是一家名列世界500强的著名企业。

　　杨群平一家包括老人孩子有5口人。按每人补偿15万元、建成后每人再补30平方米的房子算，这是一笔不少的巨款。但有人给他算了一笔账：一人15万，如果享有个保障要交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两项就得8.4万……算下来剩不下多少。

　　杨群平把一部分钱存进了银行，一部分则被他拿去投资做小生意，妻子在一家小工厂打工，供着两个孩子上学。“以后不敢想。花钱的地方多着哩。”他蹲在地上，担忧地说，“最担心的是这些孩子。你说他们怎么办？现在家里有点钱，孩子们也不爱学习了，年轻人也不想干活，好多人整天都泡在村里的网吧里。”

　　“拆了还是好。手边的钱放银行，利息也不少啊。”60岁的刘富全则这样说。他所在的曲江池村已经拆迁两年了，租住在外村，不过他也承认到现在也不习惯，“拆了也好，至少娃们家高兴，手上有钱了嘛。只是以后过年过会就不热闹了，住到楼上，房子再大，亲戚来了也待不下，城里也不兴走亲戚，慢慢就不来往了”。

　　失去了土地，随即，失去了祖宅。“土地和宅基地都没了，我们还叫农民吗？”田香爱问。

　　“这世上再也没有北池头喽!”

　　“两个老人是为我们大家受辛苦！”52岁的王夏利说。

　　“这北池头是有历史记载的地方，这树、这石碑都是人文景观啊。应该保留下来！”他说。

　　历史有啥意义吗？他的解释是：“想想啊，当年修大雁塔的那些人，他们就在这里住着哩！”

　　“这是北池头，先人留下的祖业，应该有块地方，把这些文化的东西保留下来。”王夏利这样描述着北池头人的身份认同感。“文化的东西消失了，就再也没有了。”

　　与大雁塔相距不过两站路的北池头的确曾经著名过。唐朝时，八水绕长安、曲江流觞……风景绝胜，北池头就因位于曲江池的北头而得名。如今，老太太田香爱站在古堡的门洞口，还能吟出当年描述这风景的对联来。

　　“这世上再也没有北池头喽!一村人把根掘了！”已经拆迁的杨宝明喃喃地说。

　　市民方诚也来到北池头的废墟上徘徊，他的老家也在大雁塔附近的村庄。“我理解这两位老人，理解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守望。”他说。方诚已在西安城里工作和生活了10多年，但还保留着一些过去的生活习惯。“以前我住在村庄，每次到城里的姐姐家，第一件事就是开窗。我受不了城里狭小的空间，憋闷的空气。”

　　“在农村，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走在街上，过来过去，趿着拖鞋，所有的人都认识我，街道里的狗也认识我，我们这样过了几辈子，凭什么，因为拆迁，我的这一切包括生活方式就得改变？”

　　“那儿有我的根，有我出生的老房子，有与我从童年到青年的一切经历、体验有关的东西，有我的记忆。我不愿我的记忆被他们挖掉。”虽然他所在的村子里，不少人也在盼着拆迁，但方诚曾畏惧着那一天的到来。

　　方诚说，没有乡村生活经历的人，很难理解拆迁会让农民失去什么——得到的都是拿钱能买到的，而失去的却都无法用钱买到。虽然分到一些钱，但他们原来的生活技能和经验几乎将一无用处，生活还将继续但会变得陌生和艰难，而过去在村里，如果他愿意可以几天不花一分钱；还有农村人自在惯了，住上楼就像鸟关进了笼子，会很不适应，“天不是你的，地也不是你的，四面墙也不是你的，好像中间这块空气是你的，但那是要拿钱买的”。

集体记忆如何延续？

　　“一座失去记忆的城市，从此淡漠了乡愁。与大地山川承载记忆不同的是，城市成了浮世不安与居无定所的象征。”学者熊培云在《我们的城市，我们的乡愁》一文中写到。

　　“其实无论是树，还是庙，都是一个集体记忆的象征。老人们守护的也正是这样一份

集体的记忆。这种集体记忆在城市就是她的文化积淀，在一个国家就是她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者白仲伟说。

　　集体记忆是法国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哈布瓦赫为了与个体记忆区分而率先使用的。它的源头是内涵更加复杂的“集体意识”。根据《科林斯社会学辞典》解释，集体意识就是社会里作为一种凝聚力量，民众共有的信念和道德态度。实际上集体记忆就是社会大众共有的记忆。

　　尽管明确了意义，但要将这样一个社会学概念应用到个别化的事件中，有个最难解决的问题：集体是什么，或者说多少才称得上集体。比如这个正在消失的北池头村，几千村民的记忆应不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

　　2006年，香港发生“保卫天星码头运动”。因为填海工程，有47年历史、被称为香港标志、凝聚着几代港人记忆的“天星码头”即将被拆。15万市民自发行动，社会团体介入，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心声，希望能留下天星，呼吁有关方面保育文化、保留下香港人的集体记忆。

　　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丁新豹就担心：“香港拆得太多，历史要靠实物讲故事，香港的故事如何再说下去。”而作家董启章说得更明白：“历史记忆因其为记忆，也似乎只要铭存于心，或者以仿制的替代物供人凭吊，就可以‘抛开过去的包袱’，历史于是变成了发展的障碍。可是，历史作为赋予一个族群存在意义的故事，并不是写在书上的文字，它是由活生生的主观记忆和客观实物交织而成的。

　　然而，天星码头最终还是被拆。但香港民政事务局开始检讨保护文物建筑政策，并研究把“集体回忆”加入成为文物评级之一。

　　对集体记忆，中国台湾学者王明珂结合华夏民族发展史，进行了深入探讨。他指出至少应分别三种范畴不同但具社会意义的“记忆”。第一种，称之为“社会记忆”，指所有在一个社会中借各种媒介保存、流传的“记忆”。第二种，范围较小，称之为“集体记忆”。这是指在前者中有一部分的“记忆”经常在一个社会群体中被集体回忆，而成为社会成员间或群体成员间分享的共同记忆。还存在第三种“记忆”——“历史记忆”，人们借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起源记忆）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

　　他强调，记忆绝对不是一种只属于个体的心理感官行为。就记忆本身来说，我们现在的体验和感觉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也就是说，人们现在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行为方式和自我身份认同，都取决于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一个村庄、一座城市、一个国家都依赖于人们对它的记忆和认同才获得意义和存在的合理性。

　　“一个有着渊源悠长历史的村庄在城市化建设中面临被拆，这几乎是无可逃避的宿命。但能不能在拆迁的同时，注意到它所拥有的文化内涵，并进行合适的保护与留存？”白仲伟说，“毕竟，这些经历过时间洗礼的事物，它们是一条根，不光是村庄人的根，也是这个城市文化根脉的一部分。”

来源：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