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会现实生活的两个月(上): http://blog.csdn.net/andylin02/archive/2006/11/25/1413384.aspx
体会现实生活的两个月(中): http://blog.csdn.net/andylin02/archive/2008/03/19/2198491.aspx
体会现实生活的两个月(下): http://blog.csdn.net/andylin02/archive/2008/03/19/2198495.aspx
外面风势小了许多，但仍是黄尘满天。坐在出租车上，能听见风掠过高楼时发出的呜呜哀鸣。露露坐在前面，扭过头来说：您刚来的时候，逗乐着呢，他们说您是摸了女学生的乳房，没处躲了，才跑这儿来的，我可不信。我脸一红，对露露说：都是小宋胡说八道！露露说：那天上您屋里去，我都做好思想准备了，您要是动手，我就乐不得的，赚个饭钱；您要是不动手，我就算认识认识您。哪知道您那么大岁数，还腼腆着呢，眼睛都没处搁。我心说，哪有这样的老流氓啊？我实在止不住乐，对露露说：行了吧，姑娘，甭说了。露露又说：您这种老男人啊，最好，人家说是什么来着？极品。最会疼女人了，做爱也温柔，还要一边放着小提琴曲儿呢。露露的话，说得开车的“的哥”瞠目结舌，连连侧过头看她。露露就说：怎么样，哥们儿？我说的没错儿吧？
刚刚通过潘家园桥，司机猛地踩了一脚刹车，喊了声：哎哟，怎么这么多“雷子”啊？抬头一看，只见马路上站着一群穿新式黑色警服的警察，其中两个还挎着微冲，领头的一个正示意停车。我一下挺起身来：怎么回事？露露看了看说：没事儿，抓通缉犯的。停顿了一下又对我说：我要是有什么事儿，麻烦您告诉我那姐妹一声。
车缓缓停在路边，一个警察走过来，弯下腰看了看车内，说：请两位下来一下。下车后，我和露露被分开，警察看了我的身份证，盘问了一下，我应对如流。盘查露露的是一个有经验的警官，他问了很久，然后将头一摆，示意露露：你，跟我们走一趟。又对我说：老同志，没你事儿，你走你的吧。露露稍有些犹豫，警官喝了一句：走吧！露露便说：我要付车钱！她两步跑到我身边，从袋里摸出十元钱递给我，压低声音说：告诉我姐妹，是××××的，赶紧找人“捞”我。随后，她步态从容地走向了路边一辆警车。
松榆里地下旅馆的这个夜晚，注定了要极不寻常。过了半夜12点，当鲁花要锁大门时，小宋也没回来，这是绝无仅有的。老板懊悔莫及，坐在床沿上，一个劲儿用手拍床板：坏了坏了，怨我，心太软、心太软哪！我劝慰他说，情况还不明，先别急，等等再说。一会儿，小电工拿备用钥匙开了小宋的房门，上来报告说，东西都还在，好像不是跑了。我也替小宋打着保票。老板咬咬牙，亲自下去，把两个没有身份证的住客撵了出来。那两人苦苦哀求：您看这么大的风，黑灯瞎火的往哪儿去？老板吼道：爱哪儿去哪儿去，火车站，医院！都是你们这帮盲流惹的祸，走吧走吧！
喧闹平息过后，地下室所有的屋子都门户紧闭。走廊里悄无声息，能清晰地听到水房的滴水声。一声声，一声声，空寂而凄凉。
我把经过跟露露的那姐妹说了，那姐妹倒也镇静，只是有些疑惑：没听说最近要扫黄啊？这个露露，准是证件又出了问题。她就是粗粗拉拉，屁眼大得把心都丢了。那姐妹想想，说问题不大，马上就能办，捞得出来捞不出来，得看运气。说完就跑到楼上门口，猛打了一气手机，自去忙着“捞人”去了。
这一夜，我在忐忑不安中度过，凌晨四点才昏昏睡去。小宋和露露的影像，交替在梦中出现，构成一段段古怪的情节。早上醒来，却又一点儿都回想不起来。第二天，又在期待与失望中捱过，两人都是音信皆无。老板吩咐电工，把小宋的东西收拾了，暂存在电工房里。他一整天铁青着脸，总觉得是做了件得不偿失的事。若小宋真的跑了，这花脸乎哨的几件行囊又又何用？
我并不太担心露露的命运，她掉脚恐怕不会是这一次，估计自能应付。却猜不透小宋到底出了什么事。跑了，是绝无可能，唯一的可能是失去了自由。不过，他又能犯什么事呢？地下室里猛然少掉这两个特色人物，一下就失去了生气。我心理上尤其不能适应，觉得同甘共苦的伙伴好像就此不会再见面了。他们两个虽然势同水火，但苦熬无奈之状又何其相似，实是一棵藤上的两个苦瓜。我与他们仅仅认识二十来天，却似共事了许久的同事，他们突然一走，连起居坐卧都变得索然无味了。往日相处的平常细节，丝丝缕缕，都让人怀念。
趁着这个空当儿，好像我应该讲讲我自己了。往事很多，那只是我的一个背景，与地下室实不相干。但有些事，是决定了我今天这种命运的原因，不可不提。我十二年前南下深圳，从一介书生变成公司白领，卖命多年，辗转流徙，终于在海南一家房地产公司站稳了脚跟。老板器重自不必说，而且由于性情投契，两人的关系已不是主仆关系，几经荣辱沉浮，已成兄弟一般，公司产业有我一份，已是笃定之事。
古人常讲“满则溢”，“物极必反”，这鱼龙变化的事真是无道理可言。那几年，海南的房地产盛极而衰，我们无事可做，又没有像潘石屹那样果断移师北上，结果就在原地蹉跎着。炎夏日长，我无以消遣，千金买笑、笙歌宴饮的事，也不多了。一是鼎盛期已过，诸事要顾及长远，不能有今天没明天的胡来；二是经济萧条下去，三陪素质也大不如前，有的竟就是三家村的野雏儿，放下锄头就进了欢场，令人无甚胃口。忽然一日，路过书店，进去逛逛看，竟有久不见汉官威仪之感。随手购得几本，回来后竟读了个昏天黑地。想我当年也是嗜书如命的人，读得痴了，竟不知外面世事已经变化，人人都在捞钱，我居然能关门写诗，想着做捞什子北岛顾城第二。直到老婆忍无可忍，移情别恋，与一笃实汉子定了山盟，要去共创小康，跟我摊牌谈离婚了，我才如梦方醒。男人之痛，莫过于此啊。我激愤之余，胡里胡涂就下了海，从此手不碰卷，只拜孔方。一晃儿十年过去，我既视婚姻为畏途，又把那读书看成是天下第一蠢事。虽未自己打下一片天下，却也享尽浮世繁华。中间妙趣，这里已不宜再说了。总之是孑然一身，花天酒地，就这么做了个快乐的王老五。
待伤痛渐愈，十年后重新拾起书本来读，竟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尤其那日本的小说，委婉细腻，韵味深长，伴我度过了很多无聊时光。我在公司是元老，半个家由我当着，行事古怪已无人敢于指责。即使老板对我，也格外宽容。于是我身在曹营心在汉，重新做起了文学梦。上班时间，堂而皇之，或写小诗，或写散文，试着到当地媒体一投，竟每发必中。我欣然面有得色，不知这不过雕虫小技耳，却以为是天生我才。偶有斩获，便向职员吹嘘一番。那些年轻职员懂得什么，又惧于我的权势，自然附和说好，我便越发的不知斤两了。
直至有一次，我浏览报纸，忽见大作家退之先生要来给文学青年讲课，便头脑一热，想去一睹名人风采。当下打听好了时间地点。某晚，命司机载我去学院，混在青年学子当中，聆听了退之先生的一堂文学讲座。不想，先生的一席慷慨之辞，竟造成我命运天翻地覆的变化。
退之先生侃侃而谈，不因听众大半是年轻人而轻慢半分。话题不知如何，就转到有偿报告文学上去了。先生语气骤然激愤，他说：自古以来，文章乃担道义之事，谁见过有拍马文章能流传下来？诚然古人也有干谒权贵事，但就是诗圣杜甫的《大鹏赋》，也难以流传。至于给富人写拍马文章，更乃骇人听闻。文章书册堕落到此，不如直接去印钞票。古今中外，名著万种，诸位听说哪一部是为富翁唱赞歌的？文人既然从文，当是不屑于龌龊事，如要龌龊，又何必舞文弄墨，直当婊子去算了。
先生虽不是在说我，不知为何，我在底下听得如坐针毡。忽然觉得文人之伟大，简直顶天立地，只逼出我那西装下面的“小我”来。先生演讲完，学子们蜂拥而上，东问西问。我两手空空，无以为敬，只好挤上去，双手递上名片一张。先生接过，看了，貌谦而实倨，微笑道：对不住，我从来没进过什么公司，也就没有什么名片可送你。我听了，顿时无地自容，以为眼前就是鲁迅再世，红了脸，支吾两句，便落荒而逃了。
那晚回来，我失魂落魄，晚上竟一夜未眠。先生之高风亮节，衬出了我的渺小。不要说那些狭伎风流的事，就是我洋洋得意的办公室谋略，也不过都是小人的龌龊。现下的所谓公司，大多其实是小朝廷，老板坐上大班椅，感觉就是在做皇帝。而职员就是一群没有脊梁的臣子，靠溜须拍马谋碗饭吃。我历练多年，已深谙此道，知道老板的痒处在哪里，知道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先是鞍前马后，夹着尾巴做人，其实不过是办好了差，不忘表功；办砸了，则死不承认，能推责任就推，推不掉就强调客观。老板生性粗疏，懒得过问细事，竟事事都交给我办。我小心从事，决不违拗，总哄得老板高兴。也有那个把耿直的职员，觉得老板的某些决策，实在低智，免不了要发些牢骚，传到了老板耳里，下场就是走人。而我韬晦有术，几年间就做到了一人之下。有那不知深浅的后来者，以为取我而代之易如反掌，视我为晋升途中最大障碍，每每为了邀宠，便向我发起攻击。我则先行忍让，从不逞匹夫之勇。待挑衅者以为我不过尔尔，则不免大意，行事必然乖张，露出些破绽来。我则无意间向一二同事稍稍提起，有那好事者，便会跑去向老板报告。老板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这才施展反击，痛陈此人之不可靠，对手的结局可想而知。
如此，屡试不爽。久而久之，职员都知道我一手遮天，想邀宠是不能绕过我的，于是纷纷向我示好，我则将他们收为心腹，或给予好处，或帮忙遮掩过失。职员们自是感恩，在老板面前，只说我乃是少有的好人。老板越发认为他没看错人，我这宰相也就当得更自在了。从此大家不再叫我副总，而改称“某大人”。我心里只笑，大人之所以是大人，不过是多读了几本中国宫廷史罢了。
上述种种，现在想来，都是我年轻时最痛恨的小人行径。现在，我不以为耻，反倒沾沾自喜。人要堕落，为何竟如此之快？想了一晚，早上，我叫来司机，载我至海滨，看了大海碧涛良久，终于问自己：人，怎样才不算枉活一世？
自那以后，我订了《读书》杂志和《中华读书报》，开始了思想回归的历程。九十年代的后期，有几个词是知识分子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比如“人文关怀”、“精神家园”、“坚守理想”。这些东西，打中了我的思想软肋。我想，我的精神，确实脱离了家园，游荡得太远了。我们这个公司，在九十年代前期，曾在三年内，折腾光了2700多万资金，最后换来的是一片荒草地。这些钱，没有一分钱是劳动创造出来的，都是公司通过各种乌七八糟的手段借贷来的。当我跳出了商界这个圈子来审视我们这群人的时候，确实惊出了一身冷汗。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寄生虫。2700万不可能是银行凭空印出来的，而是有人一元一元地用劳动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变成了银行呆帐，变成了杯盘狼藉，变成了一片荒草。我们当初的注册资金是假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假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整个都是假的。在挥霍掉2700万的日日夜夜里，只有荒淫无耻，才是真的。
退之先生唤醒了我的良知，一种人文主义情怀在我心中滋长。我每天仍在上班，做计划，发指令，职员们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但思想的风暴始终在酝酿。直到有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一则公益广告，得知只要肯出手捐助200元钱，就可以使一个失学的乡村孩子上一年学。风暴终于摧枯拉朽地袭来。我拿过了计算器啪啪按了几下，得数让我目瞪口呆：我们挥霍掉的2700万足可以使13万5千个失学的农家子弟读一年书。我是个因为文革而少年失学的人，又是个在穷乡僻壤呆过的人，精神上嗷嗷待哺的苦难滋味，终生难忘。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刹那间，我耳边响起了13万个孩子绝望的饮泣。我无法想象2700万变成现金能有多大一堆，我只知道：我们已经罪恶如山！
终于，我跟老板摊牌了：我要走。既然我已知道了罪恶，我就再不能与它共处哪怕是一天。老板当然无法知道我的思想变化，他掩饰不住惊奇，说：你干嘛要走？这公司不就是你的么？你要到哪儿去？你还能干什么？我说：我要去北京，我要去搞文化。老板说：在公司你有房有车，我待你像亲兄弟。这两年是不大景气，但我们的艰难期马上就要过去，好运就在眼前。我问你，你到底要什么？我说：人各有志，并不是你对不起我。我此去决不是为了钱。我私人帐上还有若干，实际上是你帮我赚的，公司现在需要钱，我还给你，只留下机票钱就够了。老板拍案大怒：你疯了！你到北京靠什么生活？我说：北京我有朋友。老板气得站起来又坐下：你，你，你老糊涂了，朋友还靠得住吗？我说：我相信靠得住，我们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老板无言良久，突然爆发了：好，你走吧！走啊！我不要再见到你！
在海南那段生活的最后一年半，我思想上的冲突和对人生意义的考虑，远比上述的要复杂得多。在九十年代，受人文主义感召而放弃商界位置，甘冒清贫生活的风险投入文化事业的，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我知道是极其少见，且不能为人所理解。
我走的时候，完全是低调处理。老板未再挽留，也未在公司宣布我的离开，一切都像只是出一趟长差的样子。我遵守了我的诺言，把我的存款转给了财务部，作为我临时借给公司的钱。直到最后一天临下班时，职员们还在频繁地向我请示工作。是啊，多少年来我已是公司里的灵魂人物，是机器上的主轴，所有的人都无法想象，没有我，办公室该怎样运转。最后一晚，我坐在别墅凉台上，听着芭蕉树叶在暗中悉簌作响，许久不能入眠。
第二天一早，我只叫了司机来送我，他憨厚寡言，跟了我多年，这次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一路上闷闷不乐。在机场，托运完了行李，我跟他作别，他问：什么时候回来？我说：说不上了。他欲言又止，最后终于问了一句：副总，你没有什么事吧？我忽然有些伤感，握了握他的手：兄弟，回吧！
带着近乎悲壮的绝决心情，我飞向了北京。我知道，这一次是净身出户了，前程多有不可预测处。我所有的财富，就只是心里火一般炽热的人文主义信念了。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到了北京还不到一个月，就陷入了绝境。不要说实现人文主义理想，连容留我的寸土之地都很难再找到了。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在北京的两个朋友，老黑和老白。他们是我在八十年代认识的，当年都是年纪相仿的文学青年。我在南下深圳之前，曾去北京试探过出路，与两人过从甚密。这两人，可说是“老北漂一族”，那时我们共过一段患难，试图用文学换饭吃。我们给当时还健在的大诗人艾无双、冯独秀办过创作生涯研讨会，也去挨门拜谒过各大杂志的主编大人。我南下后，与他们的联系一直未断。我在海南如鱼得水时，他们还在北京苦苦地漂着，执着地要在这个文化之都踢开一扇门。两人中我与老黑走得较近，每次去北京出差，总要去看他，尽其可能为他提供我所知道的用文化能够谋生的线索。到了九十年代末，情况有了变化，两人突然间暴发了。老黑注册了一家公司，玩了几次资产重组，把河北一家奄奄待毙的国资老矿收归名下，成了个有亿万身家的大老板。老白从承包报纸版面开始，进而做书、买电视台广告时段，斩获甚丰，也是一俨然小富。
我在决定去北京之前，他们早就数度在电话里邀我前往，以共襄大计。提起当年我们借住在单位单身宿舍里，彻夜连床而谈的往事，都不胜嘘欷。老白说：你来吧，我正好承包了一个文化杂志，你来当主编，咱们搞他个中国的时代周刊。老黑说：你早该来，在南方混什么，我这里钱虽不多，包下哥们儿吃住不成问题。你我谁跟谁？明天我去方庄小区，给你租一带钢琴的房子，没事你就弹钢琴玩吧。老黑和老白承诺的两件事，我反复在电话里与他们核实，直到我认为即使里面有百分之五十的水份，情况也不至于太糟时，我才下了最后的决心。
我的这一赌实际下得是太冒险了。我一是完全低估了他们在北京浸淫多年，所沾染的八旗遗风程度。有骆驼不说牛，满嘴跑火车，就是对此最形象的说法。二是完全低估了商业伦理对人心的改造，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不再是当年颇有热血气概的文学青年了。实际发生的情况令我椎心刺骨，到今天都不愿过多提及。简要的情况是：老白的时代周刊根本还没谈下来，而且即使谈下来，他也只占小小的一股，左右不了人事权。从我到北京之日起，就没见过这周刊编辑部的大门是什么样子。老黑的态度也很古怪，把我接到一个二星宾馆，说：这老板是咱哥们儿，你先住着，我已经交了半月房钱，完了你让他找我要。方庄的那房子，嘿嘿，我这两天周转有点问题，你先绷一阵儿。然后两人就踪影全无了。老白说，他正抓紧“跑部”，争取把周刊拿下来。老黑说，河北的老矿工人情况不稳，他要去安抚安抚。把我一个人撂在二星宾馆，天天看窗外的永定门车站过火车。
我一开始完全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机，即使我事先设想了一万种可能，也决不会想到是这种状况。头几天，我还优哉游哉地到处访亲拜友，有时候去故地重游，看看八十年代住过的老地方。十几年过去，物是人非的感觉很强烈。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姐们儿，她叫潘婷。当年只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报社记者，后来到英国牛津去晃了一晃，回国后干起了一个好行当，专门培训CEO。眼下已颇有知名度，即便大集团的老总在她面前，也要虚心聆教。潘婷早年是清清秀秀的一个女学生模样，现在已经变得异常干练，商界的机巧似乎都在她的股掌之中。她现在诸事顺遂，为人妻母，豪宅别墅置下各一套，自己开了辆宝马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走运的人。潘婷有一天请我吃饭，连带着叙旧，席间她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是我先客套了一句：如今你是大忙人了。潘婷淡淡地说：可不是，下了班也要应酬。都是国际大公司的老总，不去总不好。我问：活动很多吗？她摇头：一般的我不会去。想跟我交往的人多了，我都对他们说，不开奔驰的，不要来找我。我不由一怔，潘婷笑笑说：你当然不同，我们永远有共同语言，我愿意跟你聊文学。我叹道：潘婷啊，咱们是两个阶级的人了。潘婷就说：什么阶级？我不这样认为。不开奔驰，确实就不在一个档次，没法儿谈。谈到我此行的目的，潘婷很羡慕：搞文化，写作，多好啊！我现在还停不下来，不过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能安心写作。我说：那好，但写作也要不了多少物质基础啊。潘婷略想了想说：人哪，上去就下不来了，我不能想象靠一千多块钱怎么过日子。告别了潘婷，我在想，在我们这时代，像她那样幸运的人能有多少？
我在永定门宾馆窗口数了无数辆火车，给老白打了无数个电话。回答永远是：再候候，快啦。老黑好像始终在河北老矿没回来，手机时开时关，不容易联系。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叫服务员开门。服务员说，你这房早到期了，我们老总说，没他的话，不能开门。我打了宾馆老总的手机，问他：你什么意思？撵我走吗？撵我也得让我拿出东西来呀。宾馆老总说：不是那个意思。老黑只交了十天的房钱，这人就不露面了，怎么回事啊？我这宾馆是有上缴利润指标的，时间长了我也受不了，你还是催催吧。门马上就能开，可明儿又怎么办？我给老黑打电话，手机关机。给老白打电话，老白说：老黑这事儿怎么办的，等他回来我跟他碰碰，你再忍忍。我挂了机，明白自己是掉进陷阱了。两个朋友，谁也不会对我的现状负责了。
只是我搞不明白，既然如此，当初为何热情邀请我来？难道说话是不用通过大脑的？或者是他们纯粹想让我来看看他们今日的发迹，就算完了？
这一夜我想了很多，海南公司老板的话始终在耳边回响：你疯了，朋友还能靠得住吗？是啊，我的弃商从文，竟是这样一个结局，问题出在哪里？
第二天一早，我走到永定门桥上，望着上班的汽车和人流，终于明白：在这个一千万人口的都市里，我已经被遗弃，无人可以再帮助我了。我当初放弃了公司，实际是放弃了我自己争到的一席生存之地。它无关道德，只是个现实问题。现在，我的脚下不再有那一片坚实的土地了。我现在是站在了流沙上，沙子随时要把我吞没，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只有我的意志与七尺之躯。对文化的膜拜，是因为我长期在商界混而产生的一种错觉。文化是不是有那么美好是一回事，但像我这样把生存的问题忽略了，把前程寄托在所谓友情之上，才是不可原谅的幼稚。
当我在和潘婷闲聊时，多少还带着点儿悠闲心态。几天之后，我才真正看清了自己的处境，知道了自己将赤裸裸地抵挡漫天的风雨。绝境唤起了我内心一种近乎原始的求生欲。在永定门桥头，我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被庞大的都市社会甩出来的人，必须在一天之内做出决定，我该怎么办？
当一切成为往事之后，当我在这里平静地叙述这一切时，也许可以冷静地分析，我那时的抉择有哪些得失。但是身处旋流之中，每迈一步，或是生，或是死，一个人怎能有充分理性的思考？一切都在原始状态下进行，我几乎是依靠本能在行动。
当然，也可以说，当时我还不是处在渺无人踪的荒岛。我可以向老板说明真相，再回到老地方。我也可以想潘婷求助，先获得一个喘息之机。也许今天看来，这两个办法才是明智之举，但在当时我恰恰就没有那么做。为了自尊，也为了尊重他人。我固然在一夜之间成了失败者，但我决不能给老板留下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形象。我知道，我深深地伤了他的心，我所遭受的厄运就是对我的惩罚。对潘婷，则要更复杂一点。多年来，我们互相尊重。我一直感到，她对我来说，更像一个成熟了的邻家小妹，一个久别重逢的中学旧友。一种不带杂质的相互信赖让我们心里熨贴。她傲视她周围圈子里的某些大人物，但与我却保持着精神平等。我极为珍视这种完全超脱了功利的友谊。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向她伸手借钱，或打什么依附于她而发财的主意。之所以如此，除了自尊以外，后来我想，最重要的恐怕是为了在心里保住这样一份纯净吧。
就这样，我开始了本文开头的那种经历。从安定门打车把东西运到松榆里地下之后，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钱，只有一千多一点儿了。海南带来的手机卡费用也马上就要用光，我停掉了手机。从那天起，熟悉的人谁也再找不到我了。
我余下的只有一个念头：要找工作。时间是春节刚过，并不是谋职的好时机。我把此次滞留在北京的时间定为两个月，因为我靠这点钱最多只能维持到四月下旬。在两个月内要是一无所获的话，就只能向命运低头，去做自己最不想做的事。
我第一次感到，命运给予穷人的机会是何等的少。这世界永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百万英磅》里面的奇迹是不可能变为现实的。每一笔小小的支出，都像绞索一点点在勒紧我。我写了简历，要自己掏钱去打印，要买报纸来查找信息，要打公用电话去询问单位的用人要求。这些事情，过去在公司的时候，我的概念里是根本不要钱的。而今天，就是这么一点点支出，就让我像剜心一样痛。我只能维持一个表面上的镇定，内心里每时每刻都在翻江倒海。看着地下室里的灰色人群，我想到，我不过才过了几天这样的生活，而那些人，是常年累月这样熬过来的。是什么信念使他们能把这种非正常生活当做正常日子来过？这种没有希望的人生也能算是人生吗？
精疲力尽地跑了几天，我很快明白了形势的严峻：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正在成批地被逐出社会主流。没有过硬学历，没有电脑技能，没有三十岁的好年龄，想在这个高歌猛进的商业社会里找到一个哪怕是最卑微的位置，也是梦想。我去过几个杂志社，写过一些策划书递上去，一些精明或昏庸的办公室主任接待过我。我看到的，只是惊奇和怜悯。环视那些杂志社阴暗的办公室和破烂的桌椅，我不由得想起我在海南的公司，觉得现下的情况很荒诞：我是为了精神的尊严而离开海南的，却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这样破烂的地方来看人脸色？有什么必然理由要来承受这样的屈辱？难道是有人逼着我非这样做不可吗？“正义”、“人文”、“精神家园”，现在还有谁能来帮我摆脱基本的生存困境？我就像鲁迅所说的鲜虾，被投到滚水里，结局只有活活被烫死。
退之先生，你害我不浅！你现在可以优游卒岁，因而说一些激愤之辞是不用付代价的。如果谁真诚地听信了你正义的感召，离开了“罪恶”，那就是我今天的下场。你的说教，你的大作，现在能帮我什么忙？现实比一叠纲领更有说服力，我不是不能忍受艰苦的环境，我不能忍受的是这求助无门的冷酷！
这样断断续续跑了一个多星期以后，我意识到，再跑下去是徒劳无益的。无非是再多看几张冷漠的脸，多忍受几回不耐烦的白眼。每天回来，从潘家园站下了汽车，走回松榆里的路不过才两公里，那坚硬的柏油马路却漫长得没有尽头。如果每天能回到温暖的家，那无论多么繁剧的奔波可能都会烟消云散。然而，我只能走向地狱般阴冷的囚室。外面有阳光，但是你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歇脚的地方。地下室里可以安顿你的身躯，但四堵无窗的墙有把所有的希望隔在了外面。
一星期后，我终于停止了奔跑，从一种赌气的状态中冷静了下来。我认真分析了跑过的几个地方，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我能够得到普遍的赏识，那么跑十个单位与跑一百个单位效果是一样的。如果我真的成了百无一用的废品，我就是跑上一百个单位也没用。我跑过的几个地方，是经过挑选的，成功的可能性最大。但能否被录用，变数实在太大了，甚至，连主事者当天心情的好坏都能决定我的命运。“一切都是天注定”，汪明荃的粤语老歌已经唱了十几年，今天，我觉得它是千年不易的真理。
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拒绝我，也也都没有回音。我叮嘱了鲁花，凡我的电话一定要马上叫我，我不在，就一定要问明对方是谁。可是，北京，这个巨大的深水潭，好像永远不会因我而泛起一个涟漪。我渐渐地平静下来，如同判决了以后的死囚。一种奇怪的安宁从我心底浮起来。每天，我不再期待那个将不知从何处打来的救命电话了。这个庞大的城市，你就欢乐吧，滚动吧，喧嚣吧！我，一个疲惫而衰老的外地人，匍匐在你的地底，正慢慢地被腐蚀，直至死去。
我想，死，也不过也就如此了。临死的人，还能比这更绝望或更痛苦吗？一个儒雅的人说过，人生有大休息，有小休息，死就是大休息。我一生中用来奔跑的时间太多了，今天就好好地休息一下吧。中午，和暖的早春阳光普照在松榆里静静的小街上，我在人行道上慢慢地走着，看着那些从身边匆匆走过的中小学生。生命在他们身上才刚刚绽放，他们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也会有同样的厄运降临在他们开始衰老的躯体上。他们在兴致勃勃地朝前走，世界是在他们的前方。我在他们后面缓缓而行，我已耗尽了气力，世界是一个在我身后很遥远的过去。所有的憧憬与欢乐，都变成了远去的尘土。
前面有一个商场。旁边有一个小小的新华书店。我走进去。书架上，有一排精装本的外国文学名著。我用手慢慢地抚摸着它们光滑的书脊。一个个亲切熟悉的书名跳进眼帘。它们是老朋友，是我精神上的老相识。我在内心跟它们打着招呼：喂，你们还好吗？我的手停在了歌德的《浮士德》上面。这是一本我年轻时没有来得及读的书。我们在繁华的人世匆匆而行，错过了一些好风景。我们前行，至今毫无收获，却永远错过了这样不能再现的好风景。现在，我可以休息了，我要来做那些永远来不及做的事。我抽出《浮士德》，买了下来。一本已出版了六年的书，静静地躺在小书店里，满是灰尘。今天，它落到了最应该得到它的人手里。我要休息，要看一看，那位孩子气的浮士德博士把灵魂抵押给了什么样的梅斐斯特？
回到小区院里，在石凳上坐下，膝盖上放着又厚又重的《浮士德》。院子里黄色的迎春花开了，开得有些惊艳。在光秃秃的树枝上生出这样多绚烂的花朵，真是美得有点凄凉。孩子们陆续从水泥路上走过，上学去了。多少年前，我也有过这样的年华，有过这样无忧的笑。那时的阳光，也是这样灿烂吗？一个学前儿童从不远处她的奶奶身边跑过来，坐在我身边，稚拙的手拿着一本彩图读物。她极其认真地在一遍一遍地念：“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朗读声颤抖而清脆，在春风里飘。良久，我听见小女孩在对问我：“老爷爷，你为什么哭了？啊？
我收回神来，连忙抹了一下眼角，说：“孩子，爷爷是高兴。你念吧，念吧。”小女孩有些焦虑地拉起我的手：“爷爷，你回家去吧！”我心里涌起一种宏大的慈爱，抚着她的头：“孩子，爷爷的家，太远了。”
小宋和露露离开地下室的这些天，是我精神上最为困顿的日子。当“等待”成为活着的唯一要义时，时间的推进是没有意义的。每天都是一样。我期望能有令人狂喜的消息传来，也恐惧最后等来的只是个终极判决。所以，我既渴望那一天早点到来，又希望它最好慢点到来。这种矛盾心情，我没法说清楚。支撑我熬过来的，是我每天必做的两件事：看《浮士德》和端详我过去的女友亚倩的照片。它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另外的时空。
亚倩的真名其实不叫亚倩。当年她只有24岁，是个活活泼泼的小女孩，现在算来应该是36岁了。她嫁了人，生了个儿子，仍是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为了女人的自尊而忙忙碌碌。她的名字很美，跟那时她给我的感觉一样。她叫清逸，我想，现在公开讲出来也无妨了。这个名字，我有时会在万籁俱寂的夜里在心里呼唤它。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给她照了不少照片，留下了她最美的时刻。在我床头镜框里镶着的，就是当年在深圳湾一块小草坪上照下的。南国下午的骄阳，棕榈树，清逸的长发与欢颜，现在看起来真是天国的景象了。那时我们手携手地沿一排欧式铁栅栏走向海边，我一个三十多岁的人，竟欢快得像个孩子。我想，我后来始终未离开南方，潜意识里就是为了她吧，尽管已没有了任何意义。我不过是想，这样离那段生活能更近一点。现在，我的小清逸已经是中年妇人了，我不能想象，娇小玲珑的她，变成妇人后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都已经老去。青春飞扬的时候，是想不到会有今天的。
《浮士德》也是能够安慰我的一个伙伴。我慢慢地读它，走进了一个奇诡的世界。我的灵魂，从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脱离了出来，遨游于天际。我在揣想：能写下这部大部头的人，能译出这本书的人，他们在书写时，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能如此执着地探索心灵的游离与归宿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翁。他们奢侈得起。是他们用优雅的智慧，点破了人类的悲剧——梅婓斯特这个鬼精灵的恶魔，带了天真的浮士德在走。眼盲的浮士德耳里听到的是壮丽的开掘之声，他永远不知道，从他脚边到天边，铺开的只是一无所有的荒凉。
日子慢慢在捱。水房里的滴水声好像是人血管里的血在一滴滴流光。我度过的是一些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的时光。
隔壁的两个唐山小伙子理解我的苦闷，常来打听：宋哥有消息吗？我注意到，我住进来不过短短几天，两人的脸上竟有了些许的风霜感。某日傍晚，那个大的忽然兴冲冲地来找我，拉住我说：老总，我们做了饭，走，一块儿去吃。我不忍心，连忙推拖道：你们吃，我等下出去吃。小伙子不由分说，拉了我就走。小屋里，电炉上炖了一小锅菜，浓浓的肉香溢到走廊里。我很惊讶：怎么，改善了？小的那个站起来，喜极而泣的样子说：老总，我们拿到钱了！我们拿到钱了！我也很高兴，忙问道：是有业绩了吗？大的说：不是。是做满了三个月，有了底薪了。我问：有多少呢？他们答道：四百。我说：不错，要是一直没业绩，也给开吗？大的脸色有点黯然，摇摇头说：不是，再有三个月没业绩，我们就只能走人了。我听了，默然无语。两人没有察觉我的心态，很热情地拉我坐下，劝着：来，别客气。多香啊！这顿饭，我没有吃多少，只推说晚上还有饭局。他们频频地给我夹肉。我边吃，边就有些哽咽。他们，这是在吃自己的肉啊，而我……我放下筷子，一口也吃不下了。
在小宋失踪四天之后，我才忽然想起，应该跟河南人老阎说一声。老阎仍然是一边开着车一边接手机，他说：你那朋友，说好的跟我联系，怎么人影都摸不着啦。可急坏人了。我只好掩饰说小宋临时回家了。老阎说：这么办事可不行，事都耽误完了。前天有一台湾人，看好了牛扒城项目，要谈。嘿，人都找不着！人家说了，和这样的人还怎么谈合作，算了。我说：算了就算了吧，就算你看我面子白忙一回。人都有三灾八难，谁都绕不过的。老阎很警觉：老兄，咋这消沉？不是有了难处吧？我说：哪的话，没有。老阎说：你我虽是新交，可不要见外，是不是缺钱了？缺就说话，借给你我放心，借给别人那就是白送。这北京城，我就没遇到一个还钱的。我说：我不缺，我缺的，你也不见得有。老阎笑了：你呀，天马行空啊，我这思维跟不上你。得，哪天咱北京饭店喝咖啡吧。
小宋错失了一次机会，但我还是为他庆幸，老阎不是在应付。难得他在大生意的空隙中还留意了这件小事。大奸大恶我们见的多了，已经不以为怪。人的小小一点善心，反而让我们不大敢相信。我想，只要有老阎的这份心，小宋的成败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也许，他能撞开的唯一的一扇门，就在老阎这里。
我不由想起了老黑，心里痛。在等待录用回音的时候，我抽空去了一趟方庄小区。我想要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了不得的许诺，值得老黑背信弃义一回。看过后，却很失望。这里好像也是个拆迁安置区，并不是什么豪宅。看样子修起来已经有些年了，房子略旧，草坪也不干净。我懂了：老黑并不是因为承担不起吹牛的代价而食言的，而是根本就不想兑现这诺言。哪怕就是市郊的一间平房，他也不会为我白白掏钱的。如今，朋友也要有用。可是，老黑过去，并不是这样的。80年代的时候，拿到一笔小小的稿费，他都要和我还有老白分享。那种有福同享的喜悦，是可以掏出心来的。现在，在他名下说起来有2亿多的资产，一日两餐吃在外面，每顿起码要两百多，他却不会再为昔日的朋友割一片肉下来了。
我已经不再耿耿于怀了。老黑，就让他守着自己的奶酪沾沾自喜吧，他还不懂得什么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也许以为，财富可以万年，良心一钱不值。可是，他这种人，哪里会想到，在我们这个国家，还有哪一家哪一户，是今天还能靠着五十年前的财富过日子的？
我走在方庄开阔的马路上，心情渐渐好了起来。一种处境，你可以用另外的眼光来看。我固然是前有险阻，后无退路。但在这个不知还有多长时间的等待中，我也是个完全超脱了的人。我不用向任何人负责，我没有任何社会身份，我不用向上司谄笑，我不用“朝九晚五”地奔走，我还可以在路边铺张报纸，无牵无碍地晒太阳。我是自由的。这就是自由啊。“自由”这个词写在纸上的时候，是何等的美好。那些曾使我心仪不置的的少壮学者们，你们所说的自由，它不在别处，它就我这里。我正在尽情地享用它。我现在唯一的牵挂，是小宋和露露的命运。这已经是春天了，阳光很美，杏花和梨花次第开放，就像朦胧的云团飘起在墙头。路上的陌生行人都没有什么心事，他们的脸上有微笑。你们两个人，此刻能看到这些吗？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那不是我命运发生转折的一天，但是我始终觉得从那一天起，我开始发生了一些改变。早春的北京，天很蓝，看起来是没有尘土的。上午，我走出小区，要去使馆区北面的京东大厦去面试。一家由公司包下来的杂志，我今天要见的是公司的老总。
在长城饭店下了车，过天桥，到京东大厦只有几步路。我在公车上，一路打了无数遍自我介绍词的腹稿。但是，当我走进京东大厦时，我就知道了，这次面试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完全来错了地方。就像一句俄罗斯谚语说的那样：大象走进了瓷器店。大堂里，电梯上，出入的都是二、三十岁的白领精英。因为日常环境的熏陶，神态全不似凡人。在严酷的商业圈里，35岁以上的基本就是废物了，我这个等量级的，等于是老爷爷，恐怕只有管理这个大厦的老总才会与我相仿。
公司在二十几层楼上。穿过几个办公室，我被带进了总经理室。房间里的气氛我很熟悉，华丽，优雅，坚实。老总是个年轻人，温文尔雅。他把我的简历找了出来，看了一会儿，提了几个问题。比如，能否掌握电脑，有否发行网络，组稿能力如何，有何前瞻性考虑之类。我回答完毕，见他脸上稍有失望之色。斟酌了一小会儿，他说：这个杂志，过去投入的太多，现在人手不能加多，却要咸鱼翻生，全面提升它的状况，所以需要有一个前卫的、多面手式的主编。他顿了一下，接着说：显然这工作不大适合您。我刚要说话，他却又说道：我决定请您来面试，不是因为您简历上的情况符合条件，而是太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了，所以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昨天在想，您来求职，一定是有您的把握。我敬佩您的勇气，所以想过，只要稍稍接近我们的条件，我就会优先考虑您。但是……我打断了他，说：我理解，我过去也是坐在您这种位置上的，但是我没有您宽容。他笑笑，说：您别太失望，北京的机会多。不过，您让我悟到了一些新东西。我刚要起身告辞，他忽然又很诚恳地说：咱们说一个题外话，我对您这个年龄的人，不怎么了解。我家里，我的同事，还有我过去的老师当中，都没有您这个年龄的人。我有时候想呀，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上哪儿去了？我反问他：看过《骆驼祥子》吗？他疑惑地点点头。我就说：这一代，都在长安街蹬三轮呢。他一愣，双手撑着大班台，仰头大笑。笑罢，起身与我握手道：谢谢，认识您，挺高兴。他将我送出总经理室，跟办公室里一位胖胖的小姐低声说了两句，便对我说：好吧，老同志，回头见，让我们的于小姐送送您。走到电梯口，我对于小姐说；姑娘，您就甭送了。于小姐友善地一笑：我得送您下去，老板的话，我得执行。下到一楼，我正要跟她告别，于小姐却指了一下另一边：老先生，您这边走。她带我走过一个玻璃走廊，拐了个弯，不像是通向外面的样子。我就问：我们要到哪儿去？于小姐说：老板说了，您这阵儿回去，准赶不上饭时，让我带您去吃工作餐，完了再走。我停下了脚步。小于有些惊异：怎么啦？我此时也在想，是啊，怎么啦？我的尊严不想去，我的胃却很高兴。好吧，好吧，我继续向前走去。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白领食堂，比麦当劳也差不了多少，白领们排着队，从领餐台前依次走过，挑选自己想要的菜和主食，最后还有饮料——牛奶、橙汁、可乐、豆浆，可以任选，然后在收银台刷一下专用卡，就结了帐。
我端着满满一托盘食物坐下，小于也端了自己的一盘坐在我对面。我吃得比较快——自打住进地下室后，我还没放开肚子吃过，包括露露请我的那回。小于吃得很斯文，泛泛地跟我聊着，哪里人啦，住哪儿啦，什么时候到北京的，等等。我已经吃完了，撕开纸巾刚要擦手，忽然心里涌起了一个我一生中最卑劣的念头。我问：小于啊，这顿饭不是您掏钱吧？
小于说：不是，我拿的是公司专门接待外人的卡。我说：那我就……再吃点儿了？小于迟疑了一下，满面笑容地说：您看，我都忘了这个碴儿了，我再给您打点儿吧。饭后出来，在大堂里，小于跟我握了握手说：老先生，您慢走啊，有时间再来。我说：姑娘，谢谢你了，也谢谢你老板。我不会再到京东大厦来了。小于眨着眼，站在那儿没动，一副非常纳闷儿的样子。
走出大厦，来到路口，东三环上正气势磅礴地涌动着车流。我看见了路对面有一座坚实墩厚的大厦，透出不事张扬的富贵气。潘婷的办公室就在那里面。它叫什么大厦来着？莱温斯基酒店？莱温斯基大厦？不，不对。人老了，弦儿也调不准啦。我远远地看着它。我知道，它楼下的小花园入口处有一块牌子，写的是：专用花园，非本店住客请勿入内。没有岗哨，没有铁丝网，所有的门都是温柔地敞开的。但是，你不能进。我走上过街天桥，俯在栏杆上看，莱温斯基大厦仍在我的视野里。脚下车流如水，哪些是潘婷那些朋友们的奔弛呢？从天桥上走过的，都是些漂在北京的打工族。莱温斯基大厦的人，是从不走过街天桥的。专用的路，会送他们直接走进天堂。
我在桥上，忽然想起了一件与此时此地完全不相干的一件事。18岁那年，我在乡下，深秋的夜里蹲在野地里“看青”，也就是守护着已成熟的庄稼，以防被人偷盗。有一夜，天很冷，我蜷在谷草捆的缝隙里，露湿衣衫。谷草的霉味儿浓浓地包裹着我。半夜里，邻队的一个看青汉子找到我，压低了声音说：小伙子，别硬挺着啦，到我家睡会儿吧，没人看见在黑暗中，汉子摸回了家，叫醒了老婆：别点灯，我把七队的＊＊领来啦，在咱家睡一会儿。城里的孩子，瞧可怜的。朦胧中，他老婆坐起来，但猛地又缩了回去，不好意思地说：我就不起来啦，没穿衣服。接着又吩咐老公：把柜里那条新被拿出来，给孩子盖吧。汉子诺了一声，拿出被子来，对我说：这是来亲戚的时候盖的，干净。你睡吧，天傍亮我叫你。那一晚，我睡得香，新被子浆过的被里散发着香气。那女人的模样我看得不大清，也不过只有二十五六的样子，其实不该叫我孩子的。往事如烟，在繁华的街头，这些记忆猛然地冒出来，毫无必然逻辑。如今，不会再有人叫我孩子了。那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也早该老去了。我们都在老去。那注定了是我忘不了的一天。从京东大厦回来，我去收发室交房钱，之后又坐了一会儿。天完全暖了，大门口的棉门帘被取掉了，暖风直入。收发室里静悄悄的，老板躺在鲁花的床上睡午觉。鲁花坐在柜台后，对着镜子拢头发。她把铁发卡咬在嘴里，专注地看着镜子，样子很妩媚。我拿起一本柜台上的旧杂志来看。这不知是从哪儿弄来的，一本80年代的《读者》，那时还叫《读者文摘》呢。我随意浏览着。鲁花拢好头发，看看我说：念过书的人，就是好啊。我说：有什么好？鲁花说：瞧您啊，不用工作，闲呆着，多好。我说：你也可以呆着嘛。鲁花就笑了：我要是呆着呀，全家都得饿死。我说：我是找不到工作。鲁花说：瞧您说的，您是不想干。这北京城这么大，还能没您干的工作？我一时无言，想起了过去在公司，只恨每天的工作都是枷锁，恨不能永不上班。但是现在，我渴求的就是这枷锁。谁能给我这副枷锁呢？谁能够？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门外，不一会儿，大门哐啷一响，一个声音飞了进来：我回来了！我和鲁花同时站起来，老板也醒了过来。是露露回来了？
收发室门被推开，果然是。风尘仆仆的露露走进来，后面跟着她的那个姐妹。露露看见我，百感交集。她抓住我的一只手，激动中说不出完整的话来：老师，老师呀……我连忙安抚她说：回来了就好，是放的，还是捞出来的？露露的姐妹说：亏得您送信儿，都送到遣送站去啦，捞了三回才捞出来。我问：姑娘，在里边，还好吧？露露眼里慢慢涌出隐约的泪光，咬了咬下唇，说：挺好，真的，挺好。就是干活儿……就是……她突然控制不住，扑在了我的身上，双手死死的抓住我，头靠着我的肩无声地饮泣，声音压抑而又凄楚，一面呜咽着说：我，就是……想妈啊……想妈妈……
这一幕，深深震撼了屋内所有的人。就连硬心肠的老板也为之动容，他在屋里走来走去，不知所措。我和那姐妹把露露扶到椅子上坐下，露露只是抽泣，拿着纸巾擦眼泪。我劝慰道：孩子，出门在外，自己得保重。别哭了，小心伤了身子。老板也凑过来说：就是，别哭啦，不都过去了吗？走，我陪你去洗个澡。鲁花抹了一把眼泪，白了老板一眼说：歇会儿吧你！走，露姐，我陪你去。
露露下去洗澡了，收发室恢复了平静。窗户敞开着，春天的气息涌进来。院子里，有几个孩子在嬉戏，他们在唱着一支很老的歌谣：三五六，三五七，三八三九四十一……歌谣声里，生活是和平的。他们处在一种保护之中。我生出由衷的羡慕：谁给了他们这样的安宁与幸福呢？
这一天是值得纪念的。厚厚的棉门帘不见了，冬天消逝无踪。从这一天起，走廊里能听到露露欢快的歌声：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辣辣……听到这歌声，那些小小的鸽笼里，人的心复活了。地下室的冬眠成了历史。
几天之后，小宋也有了消息。这家伙去的地方跟露露差不多，但原因大不一样。一天，老板接到看守所的一个电话，告知小宋犯了点事，被关15天拘留，到期就放回来。老板连忙问：他犯了什么事？看守人员说：反正不是大事，大事还不早就追到你们那儿去了？是轻微流氓罪。老板接了电话，跟我叨咕着：轻微流氓罪？这小子干嘛了？说着，他瞟了鲁花一眼。听到这个消息，我悬了几天的心总算放下了。小宋目前的状况虽然不好，但强过下落不明。15天，捞他出来也没有意义。我只在心里咒着他：****个小宋，害我担心这么多天。轻微流氓罪！是啊，干了什么了你？这回到底谁是伪君子？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还是看书，偶或出去面试。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奔跑大半天，从崇文跑到海淀，谈十几分钟，然后接受宣判，拿回求职资料。我出发时，就能预料到该怎么回来。某日下午，又白跑了一趟回来，走过潘家园，想起了潘婷，在路边店给她打了个电话。潘婷很高兴，说：老兄，隐居到哪儿去了？手机也不开？我说：写作。潘婷说：真羡慕你呀，我眼下还得把生存基础砸实，砸实了才能开始写作。你这是住的哪儿啊？我说：潘家园。潘婷说：怎么住那儿了？我顿了顿说：搜罗点古玩，守着这古玩市场不是方便？潘婷说：古玩？嗳，我说，你是越来越保守了，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多像个五四青年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会儿又弄古玩了。我叹了一声说：我自己也快成古玩了。潘婷说：这么着吧，我刚弄完一个策划，四天，收入六万。累了，不干什么了。你晚上来我家吃饭吧，晚上咱们聊聊，我爱人不在，你就住下吧。一个人在北京漂，吃不好住不好的。今儿二月二，咱们吃饺子，我这就叫褓姆动手。我支吾着，不知该不该答应。潘婷说：嗳，来不来？你痛快点。我只好说：好吧，我去。
潘婷提前下了班，在潘家园古玩市场门口接上我，直奔北三环外她的家。坐在宝马车上，从车前窗看出去，北京真是天地一新，纤尘不染。所有的灰暗一下子就远离了我。宝马就是宝马啊，此刻的潘婷，昂扬而内敛，犹如资深骑手驾着坐骑狂奔。我此刻也有一种巴尔扎克式的豪情：大道如青天，高架路旁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