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畸形——工具化、手段化、官僚化，行政支配学术，权威压倒理性，循规蹈矩办学
大学本是现代社会的火车头，在中国却只是车尾的服务厢。
50年代的院校调整，以苏联模式改造大学，让它培训职业技能，以意识形态内容教导年轻人，给各行业输送工具型专业人才（又红又专）。高校数量、规模得到大幅度发展，但体制和文化却在僵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体系中被降到工具地位。
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大学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逐步统一到政治思想工作里。尽管这种信仰曾维持它的廉洁，现在却为官僚化、宗派化的利益关系所腐蚀，学术发展的需要让位于封闭式关系网的利益分配。
在文革的政治狂热中，大学的科学文化功能完全失效，连专业人才的培养也被取消，以极左意识形态来代替现代文化，以群众运动代替大学运动，甚至将偏远乡村乌托邦化为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大学，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文革结束后，大学恢复招生，并在最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扮演了活跃角色。它自上而下对于社会的文化辐射功能苏醒过来。高校规模扩大，从单纯知识传授转向教学与科研并重，部分专业学院转向综合化，学术氛围，学科渗透，综合素养受到关注。但由于缺乏自由而独立的文化，所谓科研要么在既定概念体系里游戏，要么限于运用知识和技术为具体的经济需要服务。
高校的工具性地位没有改变，只是由服务于政治变成服务于市场。而且意识形态的弦也一直绷紧着，成为保守和激进、自由化与反自由化两种倾向撞击的是非地带，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人文教育、心灵教育被实在太老的意识形态老婆婆管着，没有新文化建设的一线生机。文化中心的理性、宽容、多元、创造性特征未能体现出来。大学的畸形发展表现在：
一、没有超越世俗生活的地位，不是全社会的文化中心，只是服务于具体的政治或经济的现实需要的机构。总是摇摆在两极之间，或者极左思维横行，或者实用主义迷漫，与意识形态僵化、人文思想枯萎、民族精神空白相联系。
二、无论是思想教育还是专业教育，都是按现成教科书及教学程序进行灌输，不培养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造成学生视野狭隘、目光短浅、思维古板、悟性迟钝、情感苍白、综合素养低下，要么是驯服的工具（螺丝钉），要么是投机钻营者。
三、高层次的研究与创造由缺乏活力的专门化、职业化机构去做。大学只是单一的教育机构，丧失文化创新广泛基础。
文教领域及大学里官僚化同样严重。大学也成了衙门，缺乏真正的学者、教育家。“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连个大扫除也要当官的点头。官僚们主持着经费切割、出国名额的分配，沉迷于迎来送往、住房分配、福利待遇与奖金发放，根本没有心思去考虑办学方向，学科建设，机遇竞争。他们小心地经营着自己的权力，把私人的算计悄悄塞进体制里。尽管人力物力资源相对于学校的整体发展严重不足，但集中消耗在官僚阶层的利益分配中却有声有色。
这代高校官僚的许多人是从政工和行政两条线上提升的，在文革的政治风雨中长大，经历了由意识形态狂热，到信仰失落，再到投机钻营的全过程，在政治与经济夹缝中的意识形态领域里，练就了一套政治表演伎俩和一身官僚主义的轻功。
有的人有着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面纱，实际上是不学无术、专事投机钻营的政客，既无忠诚的信仰与理想，也放弃了严谨的学问与思想，知识分子斯文扫地。虽成不了暴发户，但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无论社会竞争多么激烈，仍旱涝保收。
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是维持稳定，有这一柄尚方宝剑，只要表面文章多作些，并保证他头上不出乱子，官就能当得稳。反正办学没有硬性的效益指标。这不仅阻碍着任何实质性的改革，而且吞食着任何有生机的文化生命。
上梁不正下梁歪，学校员工心思不在学生需要、项目进展上，上下班开口就是钱、权、利，生活里更只有吃穿行住用玩。文化学术活动没时间搞，但餐馆、娱乐场所却高朋满座。最绕舌的人，最闲着没事的人，最厚颜无耻的人，却往往是最得实惠的人。
中国特色的官本位造成人身依附，造成知识分子丧失独立的思想和判断，失去头脑，失去灵魂。传统宗法制度和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的劣根滋长，侵入并支配意识形态，腐蚀了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大学精神，也瓦解了现代民族精神。
这些年里，本来应当冲在时代最前列的集团军“靠边站”，甚至被“看不见的手”拎着耳朵走。中国大学在市场化大潮中倍受冲击的窘况，远非人才“外流”与“南飞”等外部表象所能形容，大学精神的失落才是真正致命的。
由于体制压抑，人际关系紧张，人们不得不另找出路。到了新单位，要花大量时间和精力与人相处，熟悉复杂的人情世故。除非已有某种筹码，被确认为高级人才，新来者总是处身于最底层，面对各色人等的关怀、同情、怜悯与轻蔑，坚守自己是艰难的。学术文化界的不正之风即缘于此，不仅导致了人的压抑、封闭和不得已的流失，而且形成了大学权力的封闭交接。
在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和竞争中，企业职工普遍面临下岗情形。在高校里，那些不敢出去，或者在外面被淘汰的家属子弟龟缩里面，当避难所。他们造成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管理紊乱。一些人占据学校资源，掠夺教师的福利待遇。
多数行政和后勤人员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任何追求，由于他们在公开场合下的人格地位较低，所以许多人需要以无形的方式寻找补偿，能捞什么就捞什么。他们对教学的干涉却无孔不入，常常为了体现和验证自己的面子，不惜让教授和大学生们的腿都跑断。师生本是学校的主人，却得罪不起普通的行政人员。学生更是背气，见谁都得毕恭毕敬，无一得罪得起。
从食堂的师傅到看门的大爷，通常都是权势人物的“关系户”，这造成了校园恶劣的人事关系。后勤部门正式职工多是家属子弟，许多人根本不干活，指手画脚，在家拿工资，房子占几套。真正干活的是从外面招聘的待遇极低的临时工、合同工。
正如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经营权及老板问题是改革的关键一样，大学的办学主体问题也是改革的关键。随着意识形态淡化而彻底官僚化的官员，造成了政治的腐败、国有经济的困境，同样也使国家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陷入困境之中，严重弱化着中国未来精英的基本素养。虽然文教事业的问题不如政治和经济的问题那样扎眼，但对于民族的危害远远超过后者。
企业搞不好，开始不着急，反正是国家的；但企业要垮了，总会有人急起来。大学办不好，不像企业那样可以从经济效益中反映出来，不直接涉及到个人的利益关系，不妨碍官僚们经营自己的权力体系，可能永远没有人着急。
学术文化为经济市场、政治宣传的当下需要服务，就没有思想和学术的自由探讨。由于80年代自由化反自由化的恶性循环及周期性学潮，为了稳定的考虑，大学的体制改革受到扼制，脱离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远离改革浪潮的冲击。
大学也因此更容易成为逆反情绪的聚集中心，而发泄情绪，同样是出于特定政治情结，当然也没有独立的创造，没有思想的生命力。静态看来，教育官僚体系维护着大学稳定。但动态来看，它又是制造、挑逗、激发、放大不稳定因素的根源。
●大学的病态——技能化、市场化、功利化，实用主导选择，效益统揽一切，盲目跟从潮流
若问教育要不要为市场经济建设服务，多数中国人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这当然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
然而，在典型的德国现代大学里，谁谈论实用价值、职业前途，是会招人蔑视的。大学四年，本是一生中难得的自由浪漫的时光。全身心沐浴在文化的海洋里，感受精神的熏陶，登高望远般地提升生命的冲动，高屋建瓴地建构内心的世界。
多数人心中的“现代化”，实质就是西方化，就是模仿别人。所以，大学要求学生掌握知识，学好本领，成为“有用”的高级专门人才，为国家建设服务。这样以现实需要作为“人才”标准，其代价是扼杀学生的主体人格及其自由发展。
市场经济给人的紧迫感、焦虑感像沙漠烈日一样灼人。毕业工作的压力，消费观念的诱惑把人的思路、情绪、选择引进死胡同。大学生过早失去应有的纯朴、烂漫、激情与执着，更没有知识分子应有的品质，或麻木不仁，或玩世不恭，或浮躁轻狂。关于人生、社会的基本素养几乎空白，文史哲完全不懂，便钻研市侩的交际学、公关学、谋略学、厚黑学，基本的科学理论、系统知识、思维能力都不具备，便专注于某些专业技能（南方一些大学生除计算机和外语外的所有课程都只应付）。
高分低能是中国大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人们只看到有形的技能，却忽视技能背后更根本的文化底蕴和思维素养，以为写几篇文章便可以练好文笔，搞几场辩论便能舌战群儒，在某团体里混个一官半职便有了交际能力、管理能力。
大学文化长期沉寂无声，一周、一月甚至一年没有一次真正的文化活动，更没有深入人心的文化热点。只有偶尔由官方安排的趋时、赶潮、就势、应景的文化活动——热热闹闹的卡拉OK赛，冠冕堂皇的辩论赛，还有徒具形式的社团组织。
这些年，学生一组织活动都是辩论赛。由于头脑空空，思路展不开，这种论辩仅仅是一种智力与语言游戏。
一个辩题的正反两面本是不能分割的，辩论的双方却要按抽签分配的立场各持一端。义正词严的表述与思想完全分离。全套造作的手势、模式化的神态、慷慨激昂的语气，都被收进小品，用以笑人。这是对人类思想本身的嘲讽，对小聪明的纵容。照准备好的稿子背，临时得来的思想，不能灵活运用，中气不足；自由辩论便只有干巴巴的论点，加胡搅蛮缠。
所谓学生社团，是各级学生官僚之外的准官僚组织。组织者通过一套形式主义的手续，吸引好奇的学生，交钱、照片办个证书，然后把正副会长、正副部长、正副主任、助理、秘书、干事之类的头衔分配个遍，凑合两次没有内容的活动就完事了。
中国大学通常是狠命灌给学生既定知识，不灵时，便网开一面，鼓励大学生创业。比尔·盖茨，这位大学没毕业的全球最大富翁，一时成为深受僵化教育体制之害的大学生的偶像。其中国研究院院长还用长老式的语气《寄语中国大学生》。
大学迎合着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重科技轻人文，重操作轻思想的倾向，丧失对社会的超前性、批判性、创造性。一些听起来与经济热点、权力资源直接相关的专业，便门庭若市，学生家长宁愿放弃名牌学校，更不惜出高价挤进去。
可是，这些时髦专业的课程设计者、教科书编撰者大多是以空对空，现炒现卖，既缺乏理论思维，也不具有实用价值。任课教师里，大多是投机于热门专业，没有扎实的理论修养，一味追逐现实热点，心态浮躁，盲目务实，多是挂羊头卖狗肉。
不少热门专业的学生进校成绩相对较高，从文章看得出，本来智力水平较高，基础不错，应付知识性的学习绰绰有余。但由于没有超越功利之上的心理动力，引导他们进入学习和探讨的深层次，心态普遍依从社会时尚而定型，早熟、老练、自恃甚高、玩世不恭，学习热情淡薄，见解浮于表面，只是以外在的世俗目标规划自己，甘愿做学习机器。浮躁四年，到头来不过得到一些浮浅的实用知识和技能，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基本上停滞在中学水平，综合修养、心理品质往往较差。
毕业后，当薄薄的镀金层剥落，便成为彻底的庸才，事业后劲全无。没有内在的信念和理想，成为争权夺利的小爬虫。只能承担简单的工作，随波逐流，却没有根基，没有底蕴，没有后劲。他们能应付社会转型的混乱，但不能对社会发展有所创造。
与之相反，冷门基础专业的学生的选择大多是非情愿的。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兴趣投入这些被认为没有前途的专业里，但有些人钻进去了，改变了自己的日常思维，形成了内心的文化积淀。在他们走出学校时，在自己的专业里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不得不选择与专业不对口的工作，起初他们比那些对口专业的毕业生要笨拙得多。然后，由于有过扎实的理论思维训练，一两年之后适应过来，逐步显示这种学科基础作用和综合优势，不久便会超过那些技术性专业学生。
文科里最典型的是中文系和新闻系。前者是少有人想进的老系，毕业找工作成问题；后者则是挤破门坎的热系，毕业与堪称“无冕之王”的新闻单位对口。通常，他们的毕业生同在新闻部门工作，中文系的学生一开始较难以适应，但不久就能发挥出基础优势，后劲足。而新闻系的学生一开始能熟练应付一般工作，时间久了却还是那些程式化的技能，很难有实质的长进。
在一些底蕴深厚的名牌大学里，有学生终于发现真正学问在哪里，便反潮流走，从热门专业转到文史哲等基础专业。
●大学的酸腐——生活化、市侩化、庸俗化，物质消费泛滥，文化精神空白，无以教化社会
大学体现一个民族的最高文化。它是服务于民族的战略利益的高级文化机构。它的文化使命是它最大的骄傲。
大学生活与市井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是由习俗或道德维持，而是由学者和大学生内心的追求支撑。独立的知识探索、相互的学术切磋、独到的思想发现、大胆的创作革新、自由的个性创作是人们成功与快乐的源泉，是荣誉和价值的最高体现。
1996年，一位中东富翁要向牛津捐赠1400万美元。对这所经费不足的大学来说无疑是让人兴奋的，但学校管理委员会以259票对214票作出了不接受这笔捐款的决定。原来接受捐款和接受管理委员们的治学观念相冲突。牛津一向主张治学为本，甚至为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开设商业管理学课程，认为这是谋利的学问，不应该让学生们去学。到手的钱不要，真是书生的清高与迂腐。但正是这种精神，牛津为国家培养出29名首相，剑桥为世界培养出6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摘自网友：雨来】
我在南方一公司讲“大学与现代化”。一女职员谈起自己在大学的经历，一大款给学校捐了一笔钱，副省长率校领导一字排开，毕恭毕敬向他道谢。大款带着情妇入住学校著名历史建筑，饭桌上当着服侍他的一群学生，谈他令人作呕的人生哲学。
大学教授本来拥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并没有后顾之忧。他们不需要以产业利润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超越具体的、当下的、狭隘的物质利益，他们的兴趣、热情、爱好、志向在一般公众不可企及的创造性事业上，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思想创作过程，并且以这种高层次追求为快乐和自豪，而不是混迹于市侩生活之中寻找低层次的趣味。
大学固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一部分教授下海，去办公司，搞产业开发，直接走向社会未尝不可，但它不能成为主流。生活化、市侩化及腐败现象在一个失去理想的消费社会中难以避免，但作为大学的主流则是严重病态。
今天大学成了一个普通的生活圈子，容纳着大批平庸的市侩或包装的市侩，名义上从事高尚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并让社会仰目以视，实际上却不惜一切手段捞钱、发财。大学没有自己的目标，没有真正的高级文化，其真正使命被漠视，甚至被瓦解，与世俗生活的差距日渐缩小。徘徊在功利主义层面的学术研究当然毫无价值，不如干脆搞点实用开发，赚点小钱。
在西安，一位外表令人尊敬的学者全家出动，打着“理想信念”的幌子开学术会议，煞有介事地讨论什么“人生观”、“价值观”。人们从外地赶来也是公费旅游，没人内心里当真，只是表演。他慢慢就原形毕露了，向与会者收取远高于市场价格的各种费用，高额发票涨到许多单位实在报不了的程度。为了要钱，频频撒谎、改口，最后到了那张老脸都撕破的地步。
可以理解，一生的“学术”都是空话、假话，如今就剩下这张老脸，再不捞点实在的东西，死了不值啊！
现代生活普遍是实用主义的，一件事必须管用，必须有利于什么。然而这一情理之中的实用主义、唯物主义却没有绝对性。一个对象的价值是多样的，或者潜在的，无此用可能有彼用，今日无用明日有用。人们衡量一个对象有没有用，只能是在当下有限的范围内。因此，短视、近视是现代社会的最大通病。何况在人自己的内在的需要上，更不能以外在的尺度来衡量。
西方现代社会的物质表象的背后，是深刻而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人的智慧不在不着边际的理论争执上，而在人际间现实利益的关系里，物质生活只能维系直接的农耕生产，无法提升，无从超越，社会生产趋于停滞，发展与动乱交替。
过多接受现实，心中的世界过早凝固，不再有生命活力，更没有质疑与想象。有的人假老练，背弃基本的诚实。西方人觉得中国人心计太多，城府太深，狡猾太过。这不是智慧，只是小聪明。将人的智力消耗在这里，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这种圆熟的世俗智慧正使这个文明最后失去活力。多数中国人，包括大学毕业的人根本不读书。中国人均图书消费极低，偌大中国找不到几部稍有品位的畅销书，没有几部好影视作品，色情业、毒品泛滥的速度比谁都快……。
西方伟大的作家多与大学相联系，因为大学是文化象牙塔。中国大学里出的大作家很少，因为市井生活才是真实的。
许多现代经济运行方式如股份制，一到中国就变味。因为缺乏超越的理性思维，公共道德、法律秩序、市场规则很难确立。这并不是知识和智力问题，而是价值与选择问题，有再高学历同样卷入这些非理性的活动中。腐败的官员，化公为私的实业家，各种物欲狂潮中的兴风作浪者，以及没本事而躲在事业单位内耗着的知识分子，大都是高校培养出来的。
政治课早已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教师大多是些遗老遗少，没有别的职业，能走的都走了，待遇、地位高不了，落后于时代脚步，得跟在形势后面走，没有稳定的文化信念，也就谈不上学术可言。除非本人额外讲点有趣的知识，或者别的思想。
教师自己不信，当然更不能让学生信。几乎没有学生当真了。当真也不在它本身的思想内容上，而在它作为一门必修课程的工具性知识上。偶尔能得到学生的回应，欣喜一番，后来却发现学生只是一时心血来潮，或者原本就是逗老师开心的。
高高在上的官僚们要求政治教育理论联系实际，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想过或根本不懂，教条化的理论是无法联系实际的，牵强附会的联系，骗得了暂时，也经不起将来现实的敲打。学生们一走出校门，更不要说走出国门，马上就会发生精神蜕变。
这种反应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把过去所受的教育视为对孩子的蒙骗——他成熟了，再不信这一套了——从此永远告别了理想主义，告别理性的、精神的追求，成为市侩的、空心的人。实际上，这个瓦解的过程在学校里就在进行。
一些在政治课或者正式场合上表现好的学生，可能正是最早完成“社会化”而走向早熟、世故、虚伪的人。湖北有一位市长腐败成为全国新闻，每月换一个情人，总数达100多人。此人系某著名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在学生会任职过。有学生会里干过的人感叹说，这不算什么新闻，学生会的人就是以投机立足，这种人出去不腐败，那才是新闻呢！
80年代初，77、78、79级一直往下的每届学生，都有不同的经历和教育背景，人们常常能够说出各个年级的明显特征。那以后的学生一直保持着按年级划分代沟的逻辑。高年级学生常常说下一代自私、散漫、开放，低年级则以个性、自由、时尚自居。
这种趋势客观上是有的，只是被放大了。其中，更主要的原因是正统人生理念一步步丧失影响力，学生普遍处于浮躁和赶潮的状态，高年级学生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消极地回归于现实，回归于无奈后的稳重和成熟。
●大学的沼泽——近亲化、人情化、宗派化，师门陋习猖獗，劣胜优败成风，公平竞争窒息
近年来，留校读研的越来越多，典型的中国陈规陋习愈演愈烈。各单位在保送和录取过程中演义出各种荒诞、卑鄙的故事。
近亲繁殖发生在自然界，也是要让一个物种断子绝孙的。在人类社会，这更是文明的毒瘤，文化的癌症。大学近亲繁殖，将丧失一线生机，一代不如一代。而那些落进这个美丽陷阱里的“幸运儿”，几乎无一例外地断送掉原本多彩的青春。
中国古典学术尽管有过百家争鸣的繁荣，但各个学派一旦形成，就无法自我超越。在典型的农业社会里，各个学派采取封闭的师徒单传，因而差异意味着难以逾越的鸿沟。在作为传统大学的书院内，只有师徒间“学与问”的关系，几乎没有同行间平等的对话。历史上也曾有不同思想的综合，如宋明理学对儒道佛三家的综合，但很少有对话式的学术交流。
这种传统至今支配着中国学术。文人相轻，喜欢别人与自己观点一致，几句话不对味就不投机了，不再说话算是知趣。一有点资历便会自作高明，居高临下给人下结论，教训对方不上档次，思维不对路，根底不扎实，哪些书没有看，等等。
现代学术思想必须在交流中发展。但在中国大学或其它学术机构内部，各人埋头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几乎老死不相往来。表面上，中国学者们也认同这个起码的常识。同行们从全国各地聚集起来，开个学术讨论会，最好还能出国出境留学、讲学，但这只是宏观上，不得不抽象地认同现代学术原则。微观上看就完全不是这回事了，学术讨论完全是门户之见。
中国的大多数学术会议，吃喝、旅游、人情、宣传、排场的成分往往远大于学术本身的内涵。学术讨论本身反而是最让人难受的，有资历的人占着茅坑不拉屎，只顾自己无边无际地自我表演，尽管下面根本没人听。这个恶习在中国哪里都一样，怎么也改不了，与国外学术会议形成天壤之别，人们以为这只是习惯问题，其实它与我们内心的病态相联系。
现代中国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学术流派，但经常可以听到学术圈子里有什么“张门弟子”、“罗门弟子”、“黄门子弟”，就是中国特色的“学术教父”。学术一旦职业化，就无法摆脱功利主义争斗。教授们为了混饭吃而依附于学术权威，认同的会跟着大干，不认同也不会吱声，甚至还会大加逢迎。在不同利益圈、同一利益圈的不同位子上竞争，相互挤兑。
学术资源掌握在各个宗法派系手里，他们努力地向社会各个角落渗透着。手中有钱的老板，手中有权的官员，弄一顶硕士、博士学帽，越来越成为唾手可得的风雅时尚。这带来令“象牙塔”里的学者们垂涎欲滴的社会资源。
大学里考研究生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收集所报考导师的作品，摸清其研究领域、套路，特别是主要观点。答问时要显得自己完全被导师的高大身影所覆盖，且佩服得五体投地。导师一看自己如此了得，开怀一乐，自然觉得孺子可教，收入门下。
尤其严重的是，人们总把自己培养的学生留下来作助手。因有师生关系，听话，不构成挑战，比外面进来的人放心。学生本校升学、留校工作，加上本地生源，大学的主要成员几乎大都自产自销，外人进来也会摒之于种种封闭的利益圈子之外。
西方人面向唯一的不可企及的上帝，面向客观的真理，自己的学说只是用以达到真理的阶梯，新教连教会的权力也消解了，神父手中也不一定有真理，老师更不是真理的代言人，和学生在同一平面上。在中国，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祖师爷永远是最高的，标新立异是忘恩负义之举；门派林立，各脉相承，桃李满天下，却没有实证的客观的普遍真理。
近亲繁殖成了中国大学最典型、最严重的结构性陋弊之一，而且愈演愈烈。大多数学校的负责人是本校毕业的，有的甚至从没有外校背景。有的家属子弟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做了博士，最后工作在这所学校。
学生方面，要走出熟悉的学校环境心中没底，担心从此上不来。本校能直接升学或者留校，由本科生上升为研究生或老师，还受到学校领导、老师的赏识，大大满足了虚荣心，回避了信心危机，还捡了个大便宜。有的学生上学期间成绩好，表现好，得到过各种殊荣，由此产生对环境的依恋，于是更倾向于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这个熟悉的环境。
导师方面，留自己培养的学生，考核稳便，可以优先选择最好的；自己的学生在手下老老实实干了几年活，有感情联系，靠得住，易把握，上手快，到时给个文凭就完了。很多导师（老板）自己没有创新意识，无非是按照传统的师徒关系，留个人作助手干些杂事而已。外来的毕业生不知底细，若是招来一个标新立异的人与自己对着干，岂不是自讨苦吃。
学校方面，由于各校都通过推荐、内定、优先录取等方式，截留各自看上的学生，公开渠道流通的生源质量下降，学校间互不信任，各自截留优秀学生，形成封闭圈子的恶性循环。有学生已经被外校同意按推荐方式录取，但所在学校拒绝向外推荐。
很多学生本想考外校，以获得新环境的挑战，却面临与所考学校的学生进行不公平竞争，命运完全无法把握，通常只有10－30％的把握，有的几乎是毫无希望的陪考。考本校却有80－90％的把握，思前想后，还是选择了最保险的方式。
学界鼓吹的“学术伯乐”，在各种场合推荐自己弟子，提拔他们继承自己的位置，最后“让贤”于他们。但他们垄断对外交往，一切包办，而且对学生任何自作主张，任何独立行为，任何标新立异都本能地反感，生怕学生超过自己。
这种小农的传递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代不如一代的学术退化。他们能够维护一个单位的学术阵营，却难以造就真正的学术进步。有的学者年轻时没有做过主人，媳妇终于熬成婆，可以教训人了，把学生当做工具，体味一番迟到的主人滋味。
留在导师身边，老师叫干啥就干啥，条件、机会是现成的，当教授、当博导、当领导、争项目，导师一句话的事。没有挑战就没有内在创造力，必然陷入平庸。同一导师门下，徒子徒孙共济一堂，能够造成显赫的学术阵营，但由于学术基因的单一化造成思维封闭，创造性大打折扣，有什么新思路也会马上被共同的套路抹平。一到全国、全世界去竞争，就傻了。
勇敢走出去或者不得不走出去的人，没有现成的机会，人生地不熟，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封闭式学术环境下，会遭到各种对于异己力量的排斥。但这种巨大的压抑也可能形成一种反作用，总有一些人身上被激发出主动探索的力量，他们争取难得的机会，从中锻炼自己的真正本领，开辟自己的发展道路。只有他们中间才能出现有作为的人。
从学术环境来说，任何单位的学科构成、教师风范、学习方式、生活方式、校园风尚上各有特点优势，也各有局限，长期处在这个天地里不出去，环境的局限就会成为自己的发展极限。近亲繁殖使本校各学科的文化基因越来越单一、古板、老化；只有不断引进外校新鲜血液，带来全新的力量，对每个人带来新的气息，新的挑战，才能保持学校的整体活力。
从个人成长来说，大学的四年青春正是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毕业时是正需要淬一把火的时候，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接受全新的挑战，防止单一模式下生活和思维过早定型，形成自以为是、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的早熟心态。
特别是目前中国学校还难以改变的教育方式主要是知识灌输，学习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悟性。如果毕业了还不能面对一种强有力的环境刺激，面对鲜活的思想文化或者现实生活，悟到一种思维方式，从而重新反省自己，建立自己的体系，那么所学的知识更加凝固，思维更加封闭、僵化，胸怀难以开阔，成为永远没有希望突破的桎梏。
一位著名数学家生前道出自己的遗憾耐人寻味，他曾把几个成绩最好的学生留在自己身边工作，把成绩次一些的学生推荐到外地工作。多年后，送出去的人中出了六个学部委员，而身边那些学生一个学部委员都没有。
学术退化、学术腐败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近亲繁殖。某校发现一位博士生的严重学术舞弊行为，校长表示坚决处理。可是当事人的导师私下说了句：这年头，谁屁股上又是干净的？！一句话居然使这一事件不了了之，可见这背后的黑幕之深。
西方学术传统正好相反，亚里斯多德针对自己的导师柏拉图说出“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名言。中世纪学术思想统一在共同的宗教范式内，这种共同信仰作为一种无条件的绝对原则，在相当长时期内成为精神专制、思想独裁的依据，成为迫害异教徒的借口。但是，神圣的内在信仰逐步转化为统一的理性原则。西方大学就是这一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学术共同体。
学术流派的形成需要建立在共同渊源之上的凝聚力，许多学派有些莫名其妙的师承关系。有人分析诺贝尔获奖者里，前期得奖者的同学、弟子得奖机会相对较多。但是，在单一的学术体系里近亲繁殖，只会导致学术活力的丧失。
大学有统一的规范，不同学者、学派间通常可以相互对话、交流，差异不仅不是鸿沟，反而构成统一体的内在发展动力。西方大学生毕业不能留校，但走出学校后作出了相当成就，可以回到母校工作，这就较好地实现了继承与发展的结合。
大学的学术活动不喜欢人云亦云，而喜欢差异、挑战，欢迎年轻人提出不成熟的、没有论证的、甚至荒诞的灵感，新的见解常常更能赢得人们的重视。高明的导师决不把自己观念强加给学生，他甚至根本不给他们讲授什么具体知识，而是指一个方向，最大程度地让他们自己独立探索，只有当学生有了自己的观点之后，才开始师生间的对话。
西方学术机构一般不留自己培养的学生，不仅作为共识，而且有相应的制度规定。美国大学不直接录用本校研究生为教师。在美国大学的社会学专业中，按名望排名列第一、第三、第十的系，教师中本校毕业生的比例则分别为0，2.7％，8.8％。即便是高材生也不能留校，至少不能直接留在本校，除非在其他单位工作或学习过。
哈佛似乎是例外，教师70－80％有本校背景，因为它自信是全美最好的大学，教师留校并不妨碍它从全世界汲取各种智力资源。校长陆登庭在北大校庆期间举行的大学校长论坛上强调：这个世界每一点新鲜见识的增长均得益于全球知识渊博的学者之间的合作。希望召集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在兼容不同观念、看法的前提下，高瞻远瞩，考察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
●大学的歧途——地方化、土著化、裙带化，小国寡民眼光，市井乡里胸怀，自给自足作派
中国大学正在“土著化”，人员不流动，外来人员十分被动。怎么开放也只在形式上，内在心态顽固不化。
土著心态是一种与现代文明，尤其是现在大学格格不入的心态，不交流，封闭守旧，懒得对话，不愿打破习惯的生活方式、利益关系网，世俗化，植物化，就近将就，静态，凝固，死水一潭，稍有出格就闲言碎语，大惊小怪。
国家与地方共建大学，如果理解为将大学发展与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更紧密地结合，这当然有积极的一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地方在高等教育上需要更大的投入，尤其是职业高校和地方学院要由地方来办。
但是，重点大学是国家文化、科学、教育中心，是国家未来文化、科技发展的战略基地和预备队。必须着眼于国家整体和长远发展，办好一批足以带动全国的重点大学，再穷也不能把它当成包袱甩给地方，否则就是国家的失职。
如果从给国家甩财政包袱的角度出发，把重点大学下放到地方来办，那将进一步削弱大学超越社会现实的能力，取消大学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导向作用，沦为局部经济发展的具体需要的工具。从长期来看，会造成灾难性的、难以恢复的后果。
有的人主张地方化，居然只是考虑学生假期探亲造成的交通问题。可是比起花上万美元到海外留学和观光，这个具体困难太微不足道了，而且并非不可克服。以这样狭隘的思路来搞“地方共建”，造成大学地方化，将是不可原谅的战略性失误。
某些地方政府要求参与共建的重点大学招收本地学生的比例超过50％，这种狭隘的地方利益造成重点大学地方化，带来人才封闭、视野闭塞、近亲繁殖，学术文化环境退化，损害现代大学必需的开放、多元、超越的文化特征。
地方主义与传统农耕社会的乡土思维脱不了干系，封闭经营、自产自销、地方保护、害怕离乡、肥水不流外人田，这种庸俗现实主义心理仍在中国人心中作怪。人们每天过着同样的生活，窝在自己小圈子里，做井底之蛙，维持着世俗的人情世故，排斥新事物，新天地，新视野。为一些有形的利益斤斤计较，玩小聪明，相互内耗，以功利目的为中心，形成封闭、狭隘的关系网。地方主义容易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优势，它将国家、民族及现代文化理念摒之于外，成为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
湖南出两种人：豪杰与土匪。湖南人有股蛮气，憋在本地，可能变成匪气。走出去，获得精神的提升，可能形成豪气。
湖北人现实主义、功利主义极其突出，走出去，进取精神得到充分发挥，成功机会很大。但走不出去，可能小气、俗气。
我曾在成都念学位，中国普遍的地方文化封闭圈，在这里尤为明显、典型。这里吃、穿、住、行、玩及整个生活方式具有典型中国式的精致、闲适、安逸、恬静。本地人视外出为受罪，而外人一进就不想出去，形成“文化盆地”。
我就读的四川大学，从抗战到解放后相当长时间里，曾是中国一流的大学。但是由于极具溶解力的成都地区世俗文化的同化作用，大学生活彻底本地化，人际关系网深入学校每个角落，人们日常思维完全混同于普通市民。思想、学术对于人们的生活来说反而成了外在之物，点缀性的谋生手段。越来越少的外地教师，竟也咬一口本地话。学生被校门外一个以小吃为主的巨大廉价消费市场牢牢抓住。在我所在的90年代初，学风下滑，管理混乱，实力日益衰退。
同样分析江西人，广东人，江浙人，东北人，西北人，概莫能外。无论什么单位，一旦本地化，就不会有什么出息。
中国人出国往往表现杰出，很有作为，就因为打开视野，超越地方主义。出省、出乡也一样，只是程度不同。国民党在大陆腐败如朽木，出逃到台湾之后，人们“回家”的路被截断，这才创造了东方奇迹——这才是所谓“台湾经验”的真正奥秘。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学生本地上大学很便利，父母不愿让子女们外地上学，严重影响这些很少出远门的孩子的心理成长。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以自己的城市为中心，他们在其中一切能应付自如，几乎没有新的挑战，心态封闭、傲慢、近视、早熟，老子天下第一，不知天高地厚。这只会助长北京人自高自大的官僚气，上海人自私自利的市侩气，最终毒化那里的文化生态。
地方功利主义的办学思路，家长的孤独感和对孩子的牵挂心以及对社会关系网的狭隘考虑，是异地上学的根本障碍。
80年代以来，我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双亲不同籍贯的家庭，流动性大的家庭，尽管远远少于一般市民和农民家庭，可是来自这种家庭大学生的比例，高于正常比例的许多倍。而且其中有个性、有首创精神的人比例也相当大。
究其原因，固然有家庭教育条件优越的因素（相对于农村家庭来说），但主要的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成鲜明对比，不同文化要素相互交融，给家庭带来多元化的活力，减少了一成不变的陈规陋习和世俗偏见，增加了讲道理、重个性的理性因素。孩子面对不同的文化，有了选择的自由。尤其是当成长环境发生变换时，新环境给一种全新的文化刺激与精神挑战。
异地上学，客观上会造成旅途花费上和交通运输上的困难，但对每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大学生来说至关重要。一般来说，中学生对大学生活充满好奇，高考的压抑激发他们极大的想象力和浪漫情调，他们倾向于异地上学，去实现自己自由的梦想。
每所大学必须尽可能在最大区域内招收异地生源，本地尤其是本城市学生控制在绝对少数之下。
其一，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上学，当地语言习惯、生活方式、交际方式发生彻底变化，来自不同地域的学生带来了各自的语言、习惯、见闻、体验，融合为一种宽容、大度、丰富多彩的人际氛围，这样重新开始带来种种挑战的体验，会给人以潜移默化的熏陶，最大程度地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增长其视野宽阔、敢于开拓的精神。
其二，传统狭窄的腐朽心态往往是由于生活圈子的狭小造成的，学生走出自己熟习的生活到外地上学，能以超越的眼光了解所在地的生活，无拘无束地主动参与其中，更有利于接纳现代意识，吸取积极的启示，克服狭隘心态。毕业后，人们超越日常生活的回忆更丰富，相互间有更多珍贵的社会联系，拓展每个人的信息来源和活动空间。
其三，学生与所在城市的生活保持相当的距离，能够防止本地常有的身不由己的关系网的圈入，削弱世俗生活中利益关系的侵蚀，有助于保持个人的独立见解和选择能力，形成学校高雅的文化氛围。
其四，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大学生，从小在家里受到太多呵护，个人选择受到太多干预，如果再不独立生活，将会彻底丧失自主的能力。异地上学能顺势摆脱家庭的过分溺爱，假期回家的旅行，更是增长见识，培养独立生活能力的好机会。
其五，对曾经有过挫折的学生来说，新环境更是一次告别阴影，摆脱消极心态，重新塑造自己的机会，一种新的人生经验。
●大学精神沦丧是民族堕落的先兆，后果比任何经济腐败、政治腐败、司法腐败都更为可怕
大学腐败与社会其它领域的腐败虽然特征不同，根源一致。它与大学的工具化、官僚化、世俗化相联系。
一，职称腐败。首先表现为官僚控制职称这一利益资源的授予，学术权威官僚化，其次职称作为利益资源被滥用，造成鲤鱼过江之势，完全失控。教授，博导漫天挥舞，知识分子却斯文扫地。知识群体堕落为功利之徒。
这几年，一方面真正的创造性人才青黄不接，中国长期与世界一流的科技发展无缘，国内一流的科技成果也严重下滑。另一方面从教授、研究员、博士导师直到院士，人数却以惊人速度递增。教授终身制，评教授难，当教授容易。
上方指定学术带头人，给以各种好处。没有列入的，再努力也没用。行政主导权力造成学术泡沫，是断子绝孙的行为。
二，学术腐败。假成果、假学问、假效益遍地都是，学术会议、成果鉴定、资格审查、项目审批过程普遍玩手段走过场，吃喝、游玩、送礼、拉关系、作交易反倒成了实质内容。尽管高级职称和高级学历四处泛滥，学术思想水平的绝对值却在下降。
文化水平作为一种资格、一种摆设，随意地为功利目的进行炫耀、交易、买卖，也是文化本身的贬值与腐败。
许多“科研”是剪刀加浆糊的工作，学生做论文也多是抄袭。某著名大学的教师创办一家公司，从该校三年来的一百多项科研成果里，选择购买几项通过正式鉴定并获了奖的用来开发，结果个个赔本。原来这些所谓“成果”大多是假的。
三，学生工作腐败。学生本是纯洁的，也更容易受污染。有的利益群体胡作非为，搞到了暗无天日的程度。
每年几万元经费学生根本看不到，搞活动又要人再交钱，没人敢问；公然截留奖学金的一半，说是补助特困生，却在隐性途径里消失；成绩最好的学生奖学金没份，而拍马屁、送礼、做人女朋友，就可以入党、评奖、当干部、当标兵，被赋予各种肉麻的名誉；许多政工干部家里礼品成堆。学生向上反映腐败事实，反被指责，“这般大惊小怪，将来如何适应社会？”
四，学生腐败。政工干部直接给某些学生指定职位、授予权力，造成学生分化，学校与学生之间产生鸿沟。
学生干部贵族化，对上面负责，助长虚假伪善，机会主义，投机钻营，装腔作势。打小报告之风盛行，激发各种矛盾。某些掌握学校资源的学生头头，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当官成为唯一锻练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