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不一致
面对大批企业倒闭的现象，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坚称“不能挽救落后生产力”，与中国总理温家宝“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度”的要求南辕北辙，于是团派汪洋 “叫板”中央的解读一时成了海内外媒体的关注话题。然而，“叫板”事件却不仅仅是中央与地方利益分歧的又一例子，而是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困境。
全球金融海啸来袭，中国沿海的制造企业首当其冲。广东究竟有多少家企业难以为继关门大吉，省政府与观察界仍各执一词，政府一再否认有“倒闭潮”、“失业潮”的现象，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中国出口减速，经济增长高位下滑的背景下，广东受的冲击不会太轻。前天，央行罕见的大幅降息1.08个百分点，即透露了问题的严峻程度。央行上一次的大幅降息，正值1997年10月亚洲金融危机最深时刻。
国内许多观察者也都指出，中国当前的麻烦并非全由于外在原因，应该说是外在危机造成了国内问题的集中爆发。上世纪末即已经发现但是拖延着没有下足够决心去解决的结构性矛盾，正伴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降临而再次变得显眼。
1998年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跌落至6.8%，明显低于前一年同期的9.5%。过度依赖出口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当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即定下要“把扩大国内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稳定和加强农业，调整经济结构，努力开拓城乡市场等总体要求。
五年后，2003年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再大张旗鼓地提“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再过三年，2005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继续突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如今，看看2008年国际需求下滑，国内企业倒闭，农民工大批失业，前述目标实现的情况可见一斑。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难，一个很大原因是统治者相信，经济增长一旦低于7%，就无法解决就业问题而影响社会稳定，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所经历的阵痛与风险不能不让领导层思虑再三。从另一个层面说，以中国社会、经济的规模，要做到扩大内需，发展国内市场，大幅提高下层群体收入，就涉及社会结构的改变，这其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使中国领导作为一个集体或作为个人都没有很大动力去推进深刻的经济结构改革。所以，多年来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是一再地让步给政治因素。
何况，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出口上涨，节节攀高的经济增长率与财政收入继续掩盖了问题的迫切性。
在本次危机中，广东“不挽救落后生产力”，要淘汰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借危机来促进产业升级的想法，一方面体现的是广东本身的利益考虑；另一方面也代表中国对经济结构调整的迫切需要。国务院要求支持中小企业，显然更有利于中央维持政治稳定，又符合社会各界期待。中央与地方本次的不同调，其实折射了中国面对的两难处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长期利益与短期需要的矛盾
目前，广东的做法（让企业倒闭腾出土地吸引资本密集型企业）被批评急进，时机不对，也罔顾全国经济皆一盘棋的现实，而且看不到小企业也有升级的潜能。然而，在全国层面上，修修补补的措施，如提高出口退税率来支持中小企业，又只是回避深层次问题的止痛剂。随着金融危机深化，迫使中国做出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继续加大，而在国内，此起彼伏的“罢运”、“罢工”等事件，又将使决策层更加谨慎，补丁要打得更多，这就让人担心2009年的中国，将是另一个多事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