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储蓄率很高，但其实并不是民间的储蓄率高。中国民间储蓄率水平跟东南亚其它国家差不多，这些年储蓄率的增长主要靠政府和企业储蓄。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储蓄，近年来增长很快，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国企的利润没有分红和上缴，他们把赚的钱留下来做投资，投资之外的资金存在银行。而这些企业所进行的投资，大多是工业项目，带来产能的持续增长。
日前媒体公布的很多数据和指标，让经济复苏的可能性变得扑朔迷离。各方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走势，勾勒了不同的图景。乐观的一方提出了“V”形反转的判断，保守的一方认为经济会在底部徘徊或是重新产生波动，给出了“U”形和“W”形的描绘，克鲁格曼表明了更为黯淡的预测，即“L”形的可能性。在当下数据和图表的乱象之中，对于中国和全球经济的走势，应该如何把握？就相关问题，本报专访中国金融40人论坛成员、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
美国的救赎与隐忧
《21世纪》：根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历史经验，世界经济从繁荣走向衰退往往在短时间完成；但是，要结束衰退，实现复苏，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您如何判断美国经济复苏的前景？
陈志武：从数据和迹象看，美国经济还在危机中，但前景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悲观。近期公布的“银行压力测试”结果表明：过去半年以来，人们对美国金融体系和经济问题的担忧有些过分。
尽管从逻辑上看，为了增加大家的信心，美国政府存在着粉饰评估结果的嫌疑；但实际上，从今年3月以来，所有金融市场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回升：股市反弹了30%左右，公司债券市场、地方政府公债市场、住房按揭贷款衍生证券市场、CDS等市场均有了大幅的反弹。美国消费者信心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升，从3月到4月回升近50%。对这些数据的判断说明，在美国社会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倒下去又爬起来”的创业精神，没有因这次危机而消失，就像在以前历次危机一样，这种“要活下去”的精神正在也将会把美国带出危机。
从消费层面来看，虽然美国金融业受到很大的冲击，但迄今为止，美国人的生活也还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和美国1930年代所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很大关系。尽管这次危机影响很大，很多人的财富都缩了水，但这些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未来的，如有些人的退休金可能缩水一半，但至少也要过十年、二十年，他们才会用到这笔钱。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后，财富的损失并不会马上对人们的消费和生活造成实质上的冲击，所以美国人的消费、冒险和创业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不久以后会恢复到从前的状况。到今年三、四季度，危机在美国见底后，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会比克鲁格曼预测的快很多。
《21世纪》：有人将奥巴马政府所实施的救市举措与罗斯福新政相比较，提出罗斯福新政并没有救美国，是二战救了美国，您如何看待？
陈志武：罗斯福新政包括很多内容，其中一些内容和简单的政府干预经济是有区别的。比如对于证券行业新的立法、社会保障的立法，这些都是立足于为整个市场经济建立的基础性支持框架，它和“凯恩斯主义”意义上的罗斯福新政的内涵是不同的。这些政策对于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是有利的。有了社会保障体系，市场可以更加自由，即便自由行为在有些情况下带来严重后果，社会也能得到安全网的保障。
罗斯福新政还有一块内容是修桥、建高速公路等，这些举措对于美国社会当时的就业和未来的经济增长都起到了促进作用。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修建了很多高速公路，这也使得奥巴马政府想要重复真正意义上的罗斯福新政非常困难。从罗斯福新政至1950年代，美国已经修建了很多高速公路和机场，这些设施迄今仍运作良好，如果把这些机场和公路拆掉重建，美国的纳税人是不会答应的。所以，奥巴马此次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并没有包含太多的修建高速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
《21世纪》：这次危机使得中国的银行跻身到全球银行排名的前列。中国的银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是怎样？银行业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关键点是什么？
陈志武：我认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的金融业还是会以银行为主体。过去这些年，中国的企业到香港和美国上市，这让人们看到，美国式的资本市场所提供的资本化能力，和银行所提供的资本化能力和性质很不一样，银行没有给创业者和企业家提供变现未来预期收入的手段。看到资本市场发展的好处以后，中国A股和H股市场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资金管理行业也会进一步发展，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当然，这一变化是渐进的，还需要时间。
相比而言，中国的银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打击不算太大，这让很多人得出错误的结论，即严格管制才是让银行生存下去的唯一做法。事实上，中国银行业一直以来是管制太多，而美国的银行业则是另一个极端。对于中国来说，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放开金融创新的空间，以此改变现在中国银行体系的经营模式。现在国内一些主要商业银行90%以上的收入都来自利差，这一利差是央行送给他们的，并不意味着银行的经营能力很强。而美国的银行，其存贷利差占总收入的比率不到10%。因此，中国银行业还有很漫长的改革之路要走。
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的动力之源
《21世纪》：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形势判断的分歧主要源自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判断不一致，经济危机使得人们担忧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动力在消退，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哪里？
陈志武：这些担忧是很有道理的。对于中国来说，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和投资都在美国，尤其是三月份美联储还购买了这么多的公债和其他类型的债券，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如果一个政府通过它的财政部发债，同时又由中央银行购买这些债券，这一运作流程完全是在印钞票，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为美国的货币、金融政策承担风险。所以，3月份中国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也是很应该的。
内需增长当然是补充外需不足的一种重要方式，但从中国的体制来看，只要中国经济还是以国有企业、国有资产为主导，经济增长就还是会靠制造业、工业基础设施和投资来拉动。国内需求短期内可以继续上升，但最终不可能取代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而且，我认为，接下来美国经济复苏很快会为中国的出口提供新的需求空间。美国经济走向也许是判断中国经济复苏时间和速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人们很熟悉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储蓄率很高，但其实并不是民间的储蓄率高。中国民间储蓄率水平跟东南亚其它国家差不多，这些年储蓄率的增长主要靠政府和企业储蓄。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储蓄，近年来增长很快，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国企的利润没有分红和上缴，他们把赚的钱留下来做投资，投资之外的资金存在银行。而这些企业所进行的投资，大多是工业项目，带来产能的持续增长。
从收入分配来看，企业产权和资产升值所带来的收入并没有流向民间。国有企业和民间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进一步恶化，会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在我国的经济结构中，国家资产升值和国有企业的资产收入，不会反映到老百姓家庭的消费、投资预算中去。这是长期以来，中国内需潜力增长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尽管目前出口拉动的模式已经几乎走到头了，但制度安排决定了中国未来还是要靠出口。而且，美国采取了这些经济刺激措施以后，中国的制造业也可能较快地受益。从3月份到4月份，美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翻了50%，这对于中国的出口行业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和积极的变化。如果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的趋势再继续几个月，中国出口企业的定单也会相应增加。但倘若由此放弃改革，延续出口依赖的经济模式，是得不偿失的。这次金融危机应该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政策制定者在实施刺激方案的同时，也需要关注体制和结构的根本性改革。
《21世纪》：危机使很多人对美国的自由市场制度产生了怀疑，认为政府管制是更优的模式，您如何评价？
陈志武：现在危机没有完全结束，很多人都在讨论新的凯恩斯主义抬头，美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终结之类的话题。其实，这种言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过，而且比现在还更有挑战性。1930年代和1940年代，苏联和美国搞竞赛，一边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另一边则是苏联高速的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的挑战性言论显得更加有说服力，以至于从那以后，很多国家都争先恐后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和国有经济的发展；但到了1970年代，由于国有企业的亏损，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财政危机；1980年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进行了私有化改革，逆转了二战以来的一系列集体化、国有经济发展的举措。
市场化、私有化改革持续了30年左右。现在我没有想到的是，人们的记忆力竟会如此短暂，这样一场危机就让人们重新走入到二战前后的思维当中去了。特别是很多人据此反对中国正在推进的市场化制度，认为政府管制的经济模式更好。我却认为，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有这样快速的经济增长，恰恰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过去的三十年，中国本身朝着市场方向迈进了很多，政府尽量地把经济事务交给市场。市场化进程才是中国过去30年增长的一个根本原因和推动力。既然中国的经济崛起靠的是市场化改革，为什么今天我们反而说市场不灵了，政府应该更多地干预呢？难道我们要逆转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这恰恰说明这些人对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并不理解。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如此之大，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很多人根本不了解背后的原因，也照样可以享受到市场经济的好处。这本身就说明市场化是多么奇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