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世上成百上千种职业，细分之下，无非有三类，从政、从学和从商，各有各的收益所在。正常社会形态下，人们择业只能三选一，很难兼得。心底里真正认可哪类的价值、收益和工作方式，就去从事哪类职业，当是上策。
从政为官，主责是维持社会秩序，正常社会形态下所得有三。一是左右社会进程的成就感，乐得看着众人在自己设计的规则下前行，历史记录下自己的决策；二是只要所为符合规则，就能有旱涝保收的正常收入，衣食无忧；三是有朝九晚五之外的自由时间，正常社会形态下，官员一般是不加班的，尤其是一般官员更没有义务经常加班加点。社会走向正常状态后，官员也有三限。一是收入不可能太高，高者如美国总统，年收入也不过十几万美元。二是因有权支配纳税人的钱，且个人收入透明度高，隐私权较低，受监督较多。三是在办公室里，没有自由谈论世事的权利，而且许多时候自己的观念要让位于公众需求，无权大谈个人理想。官员处理政务弹性太大，常常有损公正，所以为官通常须循规蹈矩，通常的口头禅应当是“这类事情的规定是……”。
从学的主责是维护正义、探究真理。学者的所得很清晰，核心是享有社会诸人群中最高的道义地位。真正的学者会以理想主义为先，以社会良心自居，不以谋求过多物质利益为乐，所以在社会上享有最高的道义地位。这种道义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保证之一。学者个人也因此倍受各方尊重，但其主张的观点是否为社会采纳则不可预知。正常社会状态下，学者的物质收益当可保障其很体面的生活，但也仅此而已，不会大富。学者亦会受到公众道义上的监督，但较之官员也许少一些制度上的监督，稍自由一些，主要靠自律。除做学问的学者外，真正意义上的媒体记者编缉、教师、非赢利社会组织的工作者，一般都应属广义上的学者之列。企业、政府里的技术人员，理想主义色彩浓烈的，也属偏学者类的。当今的现实社会里，由于过去几十年对学者的持续打压，其中尤以五七年的反右为最，理想主义在中国几乎彻底消失，时至今日真正的学者少之又少。人们平常往往会议论官学勾结和学商勾结。名义上尚存的学者群体，道义地位有正在迅速滑坡的嫌疑。若再不重拾理想主义，整个社会将失去良心，社会秩序也将很难建设。学者的口头禅应当是“这事应该……”。
从商的主责是提升社会生产效率和创造经济价值。商人当以利益为先，物质所得可能最高，工作、生活的自由度也最高。从商成功者，也不缺在事实层面上左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乐趣。但商人一要受官员和公众制订的规则（主要是法律和其它规制）约束，二要受学者们的道义监督，社会话语权、道义地位均不高。在企业工作的绝大多数人属于从商的范畴。中国久远的历史长河里，商人一直位居下九流，加之部分商人有官商勾结、违法行事的劣迹，社会地位一直不高，被其他强势群体修理便是家常便饭。近十几年来重商主义有所抬头，人们的金钱意识空前高涨，商人的社会地位随之有所提高，并有望进一步提高。商人的口头禅应当是“这事得……才有成效”。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特定社会环境造就了一些官、学、商三栖明星。典型的人物肖像是：学者思维，凡事“应该……”；官员的行动取向，凡事官本位；商人的利益取向，凡事皆以钱为最终目标。于是，在许多人的眼里，三栖明星才是人生最高追求。但此一时、彼一时，和谐社会的各种治理措施，有望重建社会价值体系，让三类人各归其位，各行其是，互有制约。唯有此，社会才会真正和谐。有这种“三选一”牢笼的适度约束，并非坏事，因为绝大部分人只要没有约束，就会做出一些只利自己，有损群体利益的事情。
选哪一类职业，取决于每个人对各职业现实利益的判断，以及对未来利益的预期，无所谓对错，只是一种选择而已。选择了，愿赌服输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