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历史的五场战争
一、涿鹿之战——华夏文明的奠基之战
距今大约4600余年前，华夏先民在中国大地上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族群。其中的华夏族群以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的黄帝部族和兴起于河南西部的炎帝部族为核心，逐渐融合并沿黄河西下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兴起于黄河下游今山东一带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首领蚩尤的带领下由东向西发展，双方为了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爆发了我国史载中最早的一场战争——“涿鹿之战”，战争的结果，对于古代华夏族由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的转变产生了意义重大的影响。
由于时间过于久远，后世对此战的具体经过记载不多，去除其中的神话部分，大致的经过是，勇猛剽悍，生性善战的蚩尤族进入华北地区后，首先与炎帝部族发生了正面冲突并击败了炎帝部族，占据了炎帝部族居住的“九隅”（即“九州”），炎帝部族遂向黄帝部族求援。黄帝部族为了维护华夏族群的整体利益，“轩辕氏乃修德振兵”，联合炎帝部族东进，与正乘势向西北推进的蚩尤族在涿鹿地区遭遇，随后展开了一场影响后世中国几千年的决战。
战争之初，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黄帝部族曾经九战九败，但并没有放弃战斗，终于抓住天气转变，战场狂风大作尘沙漫天这个特殊有利的天候，吹号角，击鼙鼓，乘蚩尤族部众迷乱震慑之际，以指南车指示方向，向蚩尤族反攻，一举击败了蚩尤部族，并在冀州之野（即冀州，今河北地区）擒杀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部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战后，黄帝部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封泰山”仪式，同时强迫东夷族群与华夏族群相互结为同盟，然后才凯旋而归。
涿鹿之战的结果，是华夏族群各氏族部落从此据有了广大的中原地区，并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进一步融合繁衍，由此奠基了四千年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华夏部族首领黄帝，从此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被逐步神化。由此可见，涿鹿之战的确是决定日后中华民族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
二、牧野之战——周文明全面兴盛之战
商朝末年，政治腐败、刑罚酷虐，连年对外用兵，民众负担沉重，痛苦不堪；贵族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商纣王（帝辛）即位后更是横行暴敛，严刑酷法，残杀王族重臣比干，囚禁箕子，逼走微子，从而导致丧尽民心，众叛亲离，整个社会动荡不安。而商的属国——周却在文王姬昌“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的政策下广罗人才，发展生产，国势迅速强盛起来，其势力伸入江、汉流域。
公元前1027年（一说前1057年）正月，周武王采纳吕尚建议，乘商纣王大部分军队用于平定东夷族反叛之机，统率大军东进伐商。在孟津与反商的其他的诸侯部落的部队会合后，从汜地（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渡过黄河兼程北上，至百泉（今河南辉县西北）折而东行直指朝歌，于二月初抵达牧野。
由于商军主力远在东南地区平叛，无法立即调回，商纣王无奈之中只好亲自率领守卫国都的商军，连同仓促武装起来的大批奴隶共约17万人，开赴牧野迎战周师。
次日凌晨，周军布阵完毕，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信宠姬谗言，不祭祀祖宗，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心与斗志，庄严誓师（史称“牧誓”）。
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心向武王，这时便纷纷倒戈，掉转戈矛，帮助周军作战。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于是商军十几万之众顷刻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尽去，于当天晚上仓惶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了商朝。随后，武王又分兵四出，征伐商朝各地诸侯，肃清殷商残余势力，建立了周王朝。
周军取得牧野之战的彻底胜利，确立了周王朝对中原地区长达八百年的统治秩序，为西周礼乐文明的全面兴盛开辟了道路，使得华夏文明第一次领先于人类文明。神奇的《周易》，不朽的《诗经》，星河般璀璨的诸子百家，这些都对后世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国最早的统一之战
战国后期，经过长期的诸侯割据战争，中国境内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的诸侯国，战国七雄的形成，既是春秋以来兼并战争的结果，又是中国统一的前奏。为增强国力，统一全国，七雄相继展开了富国强兵的变法活动。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赵国有武灵王改革，但最有成效的还是秦国的商鞍变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改革，国力逐步强盛。从秦孝公到秦王政的100多年时间中，秦国国力更加强盛，在军事制度方面实行按郡县征兵，完善了军队组织，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士卒勇猛，车骑雄盛，远非其他六国可比。在军事策略上采用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逐渐蚕食并巩固其占领地区，实行有效占领。秦国相继灭掉西周、东周，攻占韩国的黄河以东和以南地区，领土包括今陕西大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和四川东北部的广大地区，为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山东六国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政局很不稳固。各国之间长期战争，实力消耗，国力被削弱。六国面对强秦的威胁，虽然屡次合纵抗秦，但在秦国连衡策略下先后瓦解而失败。他们时而“合众弱以抗一强”，时而“恃一强以攻众弱”，无法形成稳固统一的抗秦力量，给秦国各个击破以可乘之机。
公元前238年，李斯、尉缭等协助秦王赢政制定了统一全国的战略策略，即笼络燕齐，稳住楚魏，消灭韩赵，然后各个击破，统一全国。在这种战略方针指导下，一场统一战争开始了。
公元前236年，秦王赢政乘赵攻燕、国内空虚之际，分兵两路大举攻赵，拉开了统一战争的帷幕。秦国数年间攻赵不下，于是转攻韩国。公元前232年，秦内史滕率军北上，攻占韩国都城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俘虏韩王安，在韩地设置颍川郡，韩国灭亡。
公元前229年，秦再次大举攻赵，名将王翦率军由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出井陉（今河北井陉县），端和由河内进攻赵都邯郸。赵国派大将李牧迎战，双方屡有胜负，陷入僵局，相持一年之久。后来赵王中了秦的反间计，冤杀了李牧，使得赵军士气受挫，失去了相持能力。公元前228年，王翦向赵国发起总攻，秦军很快攻占了邯郸，俘虏赵王迁，赵国灭亡。
秦国在攻赵的同时，兵临燕境。燕国无力抵抗，太子丹企图以刺杀秦王的办法挽回败局。公元前227年，燕丹派荆轲以进献燕国地图为名，谋刺秦王赢政未遂，秦王以此为借口，派王翦率兵攻打燕国，秦军在易水（今河北易县境内）大败燕罕。公元前226年，王翦攻陷燕国都蓟（今北京市），燕王喜与太子丹率残部逃到辽东（今辽宁辽阳市）苟延，燕国名存实亡。
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率军出关中，东进攻魏，迅速包围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秦军引黄河水灌城，攻陷大梁，魏王假投降，魏国灭亡。
早在秦军攻取燕都时，秦国已把进攻目标转向楚国。公元前226年，秦王派李信和蒙恬率军20万攻打楚国。公元前225年秦军南下攻楚，楚将项燕率军抵抗。秦军开始进军顺利，在平舆（今河南汝南县东南）和寝（今河南沈丘县东南）击败楚军，进兵到城父（今河南宝丰县东）。项燕率军反击，在城父大败秦军，李信败逃回国。公元前224年，王翦率60万秦军再次伐楚，双方在陈（今河南淮阳县）相遇，王翦按兵不动，以逸待劳，楚军屡次挑战，秦军不与交战，项燕只好率兵东归。王翦乘楚军退兵之机挥师追击，在蕲（今安徽宿州市）大败楚军，杀楚将项燕。公元前223年，秦军乘胜进兵，俘虏楚王负刍，攻占楚都郢（今湖北荆州市），设置郢郡，楚国灭亡。
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率军歼灭了辽东燕军，俘虏燕王喜，回师途中又在代北（今山西代县）俘获赵国余部代王嘉，然后由燕地乘虚直逼齐国。齐王建慌忙在西线集结军队，准备抵抗。公元前221年，秦军避开西线齐军主力，从北面直插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在秦国大兵压境的形势下，齐王建不战而降，齐国灭亡。
秦统一六国战争的胜利，结束了自春秋以来长达500余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战乱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统一国家——秦朝。始皇帝赢政不仅第一次统一了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还统一了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建立了郡县制，奠定了后世中国的基本雏形。
四、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汉家子弟的民族之战
秦汉时期，北方的匈奴一直对中原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在秦代，匈奴曾一度为蒙恬所击败，逃往漠北，有十多年不敢南下。秦朝覆灭后，匈奴趁楚汉相争、无暇北顾之机再度崛起。在其骁勇善战的首领冒顿单于统率下，重新控制了中国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的广大地区。
汉王朝建立后，匈奴依然是中原民族和平生活的重大威胁：“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攻城屠邑，殴略畜产”，“杀吏卒，大寇盗”，给北方地区民众带来沉重的灾难，严重危害着中国北部边境的安宁。而汉朝方面由于实力不逮，加上有诸多内政事务亟待处理，只能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缓解匈奴的袭扰，一直蒙受很大的耻辱。在军事上，则主要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尽量避免与匈奴进行决战。然而“和亲”政策并不能遏制匈奴的袭扰活动，汉朝的边患依旧相当严重。
但是在另一方面，“和亲”政策也为汉王朝整顿内政、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增强实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文、景时期，推行黄老“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凋敝的社会经济较快地得到恢复，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片富庶丰足的景象：“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如此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日后汉武帝的战争动员和实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公元前150年，16岁的汉武帝刘彻登基，他凭藉前辈所创造的物质基础，积极从事于反击匈奴的战争准备。在军事上健全军制，加强骑兵部队的建设，选拔年青将领，修筑军事要道。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贬抑相权，推崇儒家思想，“举贤良文学”以选拔人才，举行封禅典礼以提高皇帝威望，实行“推恩法”以削弱藩王势力，任用酷吏以保证专制措施畅行全国等等。在经济上征收商人车船税，实行盐铁官营政策，以增加战争物资储备等等。经过苦心经营，全面造就了战略反击匈奴的军事、经济、政治条件。于是汉武帝揭开了大规模反击战争的帷幕。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始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共历时三、四十年之久，其中又可以取得漠北决战胜利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而以第一个阶段为主体。在这一时期内，汉军曾对匈奴展开三次重大反击作战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南下骚扰问题。这三次战略反击，分别是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
河南、漠南之战
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骑兵进犯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等地。汉武帝避实就虚，实施反击，派遣年青将领卫青率大军进攻为匈奴所盘踞的河南地。卫青引兵北上，出云中，沿黄河西进，对占据河套及其以南地区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所部进行突袭，全部收复了河南地。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在河南地设置朔方、五原两郡，并筑朔方城，移内地民众十多万在朔方屯田戍边。汉军收复河南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抽掉了匈奴进犯中原的跳板，解除了其对长安的威胁，并为汉军建立了一个战略进攻的基地。
匈奴自不甘心失去河南这一战略要地，数次出兵袭扰朔方，企图夺回河南地区。汉武帝于是决定反击，发起了漠南之战。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车骑将军卫青率军出朔方，进入漠南，反击匈奴右贤王；李息等人出兵右北平（今内蒙古宁城西南），牵制单于、左贤王，策应卫青主力军的行动。卫青出塞二三百公里，长途奔袭，突袭右贤王的王廷，打得其措手不及，狼狈北逃。汉军俘敌1万多人，凯旋归师。这一仗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朔方要地，彻底消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直接威胁，并将匈奴左右两部切断，以便分而制之。
次年二月和四月，新任大将军的卫青两度率骑兵出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前后歼灭匈奴军队一万多人，扩大了对匈奴作战的战果，迫使匈奴主力退却漠北一带，远离汉境，这就为汉武帝下一步实施河西之役并取胜提供了必要条件。此战骠姚校尉霍去病以800骁骑斩杀匈奴兵2千余人，并杀死匈奴单于的祖父籍若侯产及相国、当户等将官多人，生擒单于的叔父罗姑比，一战成名。
河西之战
河西即现在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因位于黄河以西，自古称为河西，又称河西走廊。它为内地至西域的通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时它仍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对汉朝的侧翼构成威胁。汉廷为了打通通西域的道路和巩固西部地区，遂决定展开河西之役，为此，组织强大的骑兵部队，由骠骑将军霍去病领军出征河西。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三月，霍去病率精骑万人出陇西，越乌鞘岭，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他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法，长驱直入，汉军所至，势如破竹，在短短的6天内连破匈奴五王国。接着翻越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大黄山）千余里，与匈奴军鏖战于皋兰山（今兰州黄河西）下，霍去病率部勇猛异常，横冲直撞，连战皆捷，阵斩匈奴折兰王、卢侯王，歼敌近9000人，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多人，并且缴获了匈奴体屠王的祭天金神像。凯旋而还。
同年夏天，汉武帝为了彻底聚歼河西匈奴军，再次命令霍去病统军出击。为了防止东北方向的匈奴左贤王部乘机进攻，他又让张骞、李广等人率偏师出右北平，攻打左贤王，以策应霍去病主力的行动。
这一次，霍去病率精骑数万出北地郡，绕道河西走廊之北，迂回纵深达1000多公里，远出敌后，由西北向东南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大破匈奴各部，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今弱水上游）流域与河西匈奴主力展开决战，杀敌3万余人，取得决定性胜利。是役，霍去病总计接受匈奴单桓王、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2500人投降，俘虏了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120多人，后来又收降匈奴浑邪王、体屠王部众4万余，斩杀8千，全部占领河西走廊地区。汉朝在那里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实边戍守生产。
河西之战，给河西地区的匈奴军以歼灭性打击，使汉朝统治延伸到这一地区，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为进一步大规模反击匈奴提供了可能。经过漠南、河西两大战役的打击，匈奴势力遭到了重创，汉军已完全占有了这场旷日持久反击战争的主动权。
漠北之战
然而匈奴不甘心失败，仍继续南下袭扰，公元前120年秋，匈奴骑兵万余人又突入定襄、右北平地区，杀掠汉朝边民一千多人。汉武帝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边患问题，决定远征漠北，彻底消灭匈奴军队。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集中了精锐骑兵10万人，随军战马14万匹，步兵辎重队几十万人，由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率精骑5万分别出定襄和代郡，沿东西两路北进，决心在漠北与匈奴进行会战。
匈奴单于闻报汉兵将至，采纳赵信建议，将部众、牲畜、辎重转移到更远的北方，“以精兵待于幕北”。卫青出塞后，得知匈奴单于的战略意图，即率主力直扑单于所在，横渡大沙漠，北进几百公里，寻歼单于本部。同时命令李广、赵食其率所部从东面迂回策应。不久，卫青部主力与匈奴单于相遭遇。卫青下令用武刚车环绕为营，以防匈奴军的袭击，接着便指挥5000精骑向单于军发起猛攻，单于即遣一万骑应战。双方鏖战至黄昏，大风骤起，飞沙扑面，两军难辨彼此。卫青乘势分轻骑从左右迂回包抄。单于见汉军人多势众，自度无法取胜，遂带数百精骑突围，向西北逃遁。卫青发现单于潜逃，即派轻骑连夜追击，自率主力随后跟进。是役虽然未能擒服单于，但一举斩获匈奴军近2万人，挺进到寘颜山（今蒙古杭爱山南端）的赵信城，尽烧其城和匈奴积粟而还。
在另一个方向，霍去病率军出代郡和右北平，大胆地重用匈奴降将赵破奴、复陆支、伊即轩等，北进2000余里，渡过大漠，与匈奴左贤王部相遇，尽歼其精锐七万余名，俘获匈奴屯头王、韩王等三人以及匈奴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匈奴左贤王部几乎全军覆灭。霍去病乘胜追杀，直抵狼居胥山（今蒙古乌兰巴托东）。为庆祝胜利，霍去病在狠居胥山积土增山，举行祭天封礼，又在姑衍山（狼居背山附近）举行祭地禅礼，并登临瀚海（今贝加尔湖），刻石记功，然后凯旋班师。
漠北之役是汉匈间规模最大，战场距中原最远，也是最艰巨的一次战役。是役，汉军虽然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共歼匈奴9万余人，严重地削弱了匈奴的势力，使得其从此无力大举南下，造成了“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的局面。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至此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从根本上摧毁了匈奴赖以发动骚扰战争的军事实力，使匈奴再也无力对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也为汉王朝与中亚、西亚的往来开辟了道路。张骞等人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扩大了中外交流，使得华夏文明第一次在异域传播。
伴随着汉王朝反击匈奴，开疆拓土的胜利，中国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鼎盛时期，充满自信的华夏文明第一次为世界所认知。飘扬在异域的大汉军旗，也为后世的华夏民族留下了一页引以自豪的传奇,成为了其中一个主体民族由来最初的渊源。
五、淝水之战——以弱胜强之战
公元316年，历经“八王之乱”的西晋王朝灭亡，中国出现南北大分裂的历史局面。在南方，公元317年晋琅玡王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称帝，建立起东晋王朝。其占有现汉水、淮河以南大部地区。在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首领也纷纷先后称王称帝，史称“五胡乱华”，整个北方地区陷入了割据混战的状态。为躲避民族屠杀，幸存的汉人大批渡江南下躲避战乱。在这个动乱过程中，占据陕西关中一带的氏族以长安为都城，建立了前秦政权。公元357年，苻坚自立为前秦天王，先后灭掉前燕、代、前凉等割据政权，初步统一了北方地区。黄河流域的统一，使苻坚的雄心越发增大。他开始向南进行扩张，在公元373年攻占了东晋的梁（今陕西南部、四川北部的部分地区）、益（今四川的大部分地区）两州，这样长江、汉水上游就纳入了前秦的版图。接着，前秦雄师又先后占领了襄阳、彭城两座重镇，并且一度包围三阿（今江苏高邮附近）、进袭堂邑（今江苏六合）。由是，秦晋矛盾日趋尖锐，终于导致了淝水大战。
太元八年（383年）八月，苻坚不顾众人反对，亲率步兵60万，骑兵27万、羽林郎（禁卫军）3万，计90万大军，在东西长达几千公里的战线上，水陆并进，南下攻晋。
东晋王朝在强敌压境、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决意奋起抵抗。晋孝武帝司马曜在谢安等人的辅弼下任命桓冲为江州（今湖北东部和江西西部）刺史，控制长江中游，阻扼秦军由襄阳南下。任命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统率有较强战斗力的“北府兵”8万沿淮河西上，遏制秦军主力的进攻。又派遣胡彬率领水军5000增援战略要地寿阳（今安徽寿县），摆开了与前秦大军决战的态势。
同年十月十八日，苻融率领前秦军前锋攻占寿阳，生擒晋平虏将军徐元喜等人。与此同时，慕容垂部攻占了郧城（今湖北安陆县境）。晋军胡彬所部在增援的半道上得悉寿阳失陷的消息，便退守硖石（今安徽凤台县西南）。苻融又率军尾随而来，攻打硖石。苻融部将梁成率兵五万进抵洛涧（今安徽怀远县境内），并在洛口设置木栅，阻断淮河交通，遏制从东西增援的晋军。
胡彬困守硖石，粮草乏绝，难以支撑，便写信请求谢石驰援，可是此信却被前秦军所截获。苻融及时向苻坚报告了晋军兵力单薄、粮草缺乏的情况，建议前秦军迅速开进，以防晋军逃遁。苻坚得报，便把大部队留在坎城，亲率骑兵8000驰抵寿阳，并派遣原东晋襄阳守将朱序到晋军中劝降。朱序到了晋军营阵后，不但没有劝降，反而向谢石等人密告了前秦军的情况，并建议谢石等人不要延误战机，坐待前秦百万大军全部抵达后束手就擒，而要乘着前秦军各路人马尚未集中的机会，主动出击。他指出只要打败前秦军的前锋，挫伤它的士气，前秦军的进攻就不难瓦解了。谢石起初对前秦军的嚣张气焰心存一定的惧意，打算以固守不战来消磨前秦军的锐气。听了朱序的情况介绍和作战建议后，便及时改变作战方针，决定转守为攻，争取主动。
十一月，晋军前锋都督谢玄派猛将刘牢之率领精兵5000迅速奔赴洛涧。前秦将梁成在洛涧边上列阵迎击。刘牢之分兵一部迂回到前秦军阵后，断其归路；自己率兵强渡洛水，猛攻梁成的军队。前秦军腹背受敌，抵挡不住，主将梁成阵亡，步骑5万人土崩瓦解，争渡淮水逃命，1．5万多人丧生。晋军活捉了前秦扬州刺史王显等人，缴获了前秦军的大批辎重、粮草。洛涧遭遇战的胜利，挫抑了前秦军的兵锋，极大地鼓舞了晋军的士气。谢石乘机命诸军水陆并进，直逼前秦军。苻坚站在寿阳城上，看到晋军部阵严整，又望见淝水东面八公山上的草和树木，以为也是晋兵，心中顿生惧意，对苻融说:“这明明是强敌，你怎么说他们弱不堪击呢？”
前秦军洛涧之战失利后，沿着淝水西岸布阵，企图从容与晋军交战。谢玄知己方兵力较弱，利于速决而不利于持久，于是便派遣使者激将苻融说：“将军率领军队深入晋地，却沿着淝水布阵，这是想打持久战，不是速战速决的方法。如果您能让前秦兵稍稍后撤，空出一块地方，使晋军能够渡过淝水，两军一决胜负，这不是很好吗？”前秦军诸将都认为这是晋军的诡计，劝苻坚不可上当。但是苻坚却说：“只引兵略微后退，待他们一半渡河，一半未渡之际，再用精锐骑兵冲杀，便可以取得胜利。”于是苻融便答应了谢玄的要求，指挥秦军后撤。前秦军本来就士气低落，内部不稳，阵势混乱，指挥不灵，这一撤更造成阵脚大乱。朱序乘机在前秦军阵后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前秦军听了信以为真，遂纷纷狂跑，争相逃命。东晋军队在谢玄等人指挥下，乘势抢渡淝水，展开猛烈的攻击。苻融眼见大势不妙，骑马飞驰巡视阵地，想整顿稳定退却的士兵，结果马倒在地，被追上的晋军杀死。
前秦军全线崩溃，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晋军乘胜追击，一直到达青冈（在今寿阳附近）。前秦军人马相踏而死者，满山遍野，堵塞大河。活着的人听到风声鹤唳，以为是晋兵追来，更没命地拔脚向北逃窜。是役，秦军被歼灭的十有八九，苻坚本人也中箭负伤，仓皇逃至淮北。
淝水之战后，慕容垂、姚苌等氏族贵族重新崛起，乘机肢解了前秦的统治，苻坚本人也很快身死国灭，北方地区暂时统一的局面崩然瓦解，重新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
淝水之战的结果，使得东晋王朝的统治得到了稳定，有效地遏制了北方少数民族南下侵扰，为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契机。逃亡到南方的汉人将中原文化融入到南方文化中，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使得江南地区逐渐富庶繁华，最终取代中原而成为全国的中心。迁到南方的中原各民族与南方汉人和百越各族相互融合。而在北方取得政权的胡族，也在文化上被逐渐汉化，胡汉隔阂渐渐消融。这一时期，是华夏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作为在中原具有绝对文化统治地位的汉族，同样也吸取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髓，为后来隋唐时期的高度繁荣奠定了文化基因。